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晚明治统与道统框架下的通史编纂

本站整理 | 时间:2011-12-03 00:30:38 | 阅读:32

[关键词] 晚明  通史  治统  《史统》

[提要]  福建籍遗民史家郑郊前半生在明朝,后半生在清朝。初成于崇祯末年、终定于康熙初期的《史统》是一部以阐明中国历史之统为主旨的通史著作。《史统》提供了一种哲理化的中国历史解释模式,洵可称为晚明理学化史学代表作。惜因未刊,近代以来,所知甚鲜。本文以《史统》的中心,对晚明通史编纂有关问题,作了发散性的思考。

 

  

 

Key words: Late Ming Dynsty General History Series of Government  ShiTong

Abstract:  Fukien people Zheng Jiao lived in the late Ming Dynsty and in the early  Qing Dynasty. ShiTong first finishing in the last years of the period of chongzhen and eventually mending in the early years of the period of kangxu is a general history for with the clear of the series of the China government.The ShiTong provided a mode of the Chinese history that a kind of philosophy explains, the book can be called the representative makes of LiXue historiography in the late Ming Dynsty.But because of did not published, since modern age, knows very fresh. This text with the center of the ShiTong, compile the relevant problem to the clear general history in late Ming Dynsty, make to various considers.

 

 

  史学思想史如何做?我认为,谈史学思想,离不开国家思想。一个时代有一个时代的国家思想,国家思想是一个时代的主流思想,它往往制约着其他思想的存在,史学思想正是如此。在这种状况下,一个时代的史学思想,主要有两种:一是与国家思想合拍的主流史学思想,一是与国家思想不合拍的异端史学思想。这应是我们考察一个时代史学思想的两条主线。从进化论的眼光来说,进步的异端史学思想无疑是值得肯定的,但不能因此否定主流史学思想的存在。长期以来,我们的历史研究,存在着两把尺子现象:于当代,肯定主流思想,否定异端思想;于前代,肯定异端思想,否定主流思想。这恐怕是需要重新检讨的一个观念。历史研究强调历史主义,强调理性思考,应尽量减少感情色彩。用明末清初学者方以智的话说,“经以穷理,史以征事,设身处地,自忘其心之成见而体之,乃能灼然天下之几,而见古人之心”[1]。

  明代社会的国家思想是理学思想,自然,明代社会的主流史学思想也是理学化的史学思想。研究明代史学思想史,无疑应把握明代主流史学思想的演变轨迹。明末清初是传统中国较为多元的时代,史学及其思想,也表现出多元特色,实学思想、复古思想,甚至启蒙思想,纷纷登场,好不热闹[2]。后人往往只注意这种进步的趋势,似乎中国社会真的走上了近代之路。其实,我们不要忘了,当时社会的主流史学思想还是理学化史学思想。这是为后人所忽视,但又不得不注意的一条线。遗民史家郑郊撰写的《史统》,无疑是我们观察晚明主流史学思想存在的一个典型案例,这是我们选择郑郊《史统》研究的理由所在。

  《史统》一书,今惟上海图书馆有一部清代抄本。此书长期沉睡书库,至今未有专文就其学术意蕴加以阐述。笔者曾就相关的明代通史编纂模式问题作过专题研究[3],但也未及此书。今拟以《史统》为中心,对明代通史编纂中的主流性史学思想问题,作一专题考察。

 

一 认识论视野下的通史编纂

  以20世纪的眼光来看,通史的编纂,自是一个时代史学发展的重头戏。刘知几曾坚决反对编通史,他的理由无非是嫌重复。其实,史学是一种现实与历史不断对话的认识活动。时代越往后,人们越需要重新整体地认识以前的历史,“通古今,明兴亡,审出处,示惩劝”。这样,重新编纂通史也就是必不可缺的活动。刘知几以后,通史编纂越来越为人所重视,正验证了这个道理。

  明代的通史编纂,嘉靖之前,以纲目体为主;嘉靖之后,开始有综合体通史的编纂。嘉靖、万历时期,有不少学者投入到了通史编纂之中。嘉靖初年,有安都《十九史节略》470卷。嘉靖末年,有邵经邦《学史会同》300卷、唐顺之《左编》、吴珫《史类》600卷等。万历初期,写通史者也有几家,如邓元锡《函史》、魏显国《历代史书大全》、李贽《藏书》、袁黄的《袁氏通史》1000卷、许孚远的《续麟正史》。万历以后,则有张萱《西园汇史》、《西园史余》,郑郊《史统》。“近代从事于史学者,固有其人矣”[4],这个考察是正确的。从当时通史编纂体例来看,主要有三种类型:一是续、仿郑樵《通志》,如邵经邦《弘简录》、邓元锡《函史》、郑郊《史统》;二是按时代顺序,节略二十一史纪传,明人称为“约载”[5],如《十九史节略》、魏显国《历代史书大全》、马维铭《史书纂略》;三是分类体通史,如唐顺之《左编》、《袁氏通史》。这其中,《通志》无疑是他们学习的榜样。《弘简录》续《通志》而作,《函史》仿《通志》而作,《左编》则改编《通志》而来。《左编》是明代综合体通史的祖本,其他的几部通史著作,如《函史》、《藏书》、《史书大全》之类,都不同程度上受其影响。

  通史有用,但要做好不容易。郑郊说:“故汇中而核之者,精之也,精于人,精于理,精于事,精于文,便览读也。已抑扬取去,非得失,存世戒也,弗精则无为贵汇矣。”[6]提倡汇史贵精,这是可取的史学编纂思想。可惜,明代的通史编纂,学术化程度不高,多表现为“汇史”。不过,综合体通史,《史记》以后,也就《通志》,其他鲜能成功。明代有这么多的综合体通史,已很不错了。

  明代中后期,产生了那么多通史著作,这种现象如何来理解?综合体通史的出现,是明代中叶“二十一史”重新受人注目后的产物。在理学统摄一切的宋明时期,汉唐学术文化遭到了否定,传统的经史文本鲜有人注目,出现了某种程度的“文化断层”。至明代中叶以后,在外部经济社会思想的变化、内部学术自身否定之否定规律双重作用下,出现复古思潮,经史文本又受到了人们的青睐。不过,“全史”篇幅太大,一人精力有限,难以遍览,于是有人开始删繁就简,编纂通史。郑郊说:“汇史之述,以全史浩漫,中才以下势难卒业;且其中义例不当,畔教悖理,滥也尚矣。”这是说,通史的编纂,要解决两个问题,一是提供简明的通史读本,让普通士人有个历史读本。二是为了解决编纂指导思想问题,借改编之机,写出更符合时代思想口味的通史作品,为时代政治服务。除了共同性的通史要求外,这里关键的是史家不同的主体重构理论。从认识论角度来说,历史研究是一种历史认识活动,历史编纂是一种主体重构活动,史著的编纂有一个不断重构的规律。史著的不断重编,主要取决于史家对历史的主体认识。史家作为史学认识主体,由于时代、史观、知识结构、思维方式诸多不同,对前人编纂的史著不满意,于是就产生了重编动机。明代的通史编纂,从史学思想来考察,唐顺之、邓元锡、邵经邦、吴珫、许孚远、魏显国、张萱是一派,他们的史学思想是主流的理学化史学思想,而李贽表现为异端的启蒙史学思想。“荆川《左编》,乃以评肫防啵焕铌耷匀。晷录妫敺嫠鳎裳云剩奚栉抻桑欠呛文懿环追滓康饲惫取逗贰罚怯娑盵7]。称《左编》按照评判标准分类,《藏书》标新立异,“议论颇见责于儒者”,这个判断是正确的。不过,说《函史》想弥合《左编》与《藏书》之间的对立,可能是误读了。《函史》和《左编》间有否有关系?《左编》刊刻于嘉靖四十年(1561),其后几年,正是邓元锡开始作《函史》时间。从时间上考察,它们应该有关系。不过,《函史》和《藏书》间恐没有直接的关系。《函史》成书于隆庆五年至万历二十年(1571-1592)间,《藏书》成书于万历十年至二十七年(1582-1599)间。也就是说,《函史》写作时间早于《藏书》。所以,说《函史》弥合《左编》、《藏书》之偏差是不正确的。至于说《函史》水平“度越”《左编》、《藏书》,这也是郑郊作为明朝人的评价。

  从实际成书来看,明朝的通史编纂,在郑郊之前,主要是唐顺之《左编》、邓元锡《函史》、李贽《藏书》三种基本模式,郑郊最为关注的也就是这三部通史著作。他对三种通史模式进行了认真的批评。“本朝若(唐)襄文之《左编》,邓氏之《函史》,大底皆祖《史记》。《左编》留心治乱,然义例多舛。……李卓吾因是编以成《藏书》,而是非颇谬,欲以黄老之道废圣人之大中至正之学,不足谈也。潜谷先生学术醇深,《函史》一书,功大力宏,精矣,其失也侈。夫以一人之心而欲合《尚书》、《春秋》之义,该纪传、编年之体,大书小书,尽人尽物,直欲令三千年人物、度数、文章尽于数十部书中,不亦侈乎?且已作帝纪矣,凡大臣、大政既已入帝纪之中,又作《大臣谟》。……大臣贤者,如汉之公孙弘,唐之狄仁杰、裴度,宋之李纲之流,先生既微抑之,不欲与于大臣谟烈;又心惜之,不欲列之名臣,止附之帝纪之内,是矣。然秉均奸臣如汉之董卓、梁冀,唐之李林甫、义甫,宋之丁谓、王钦若、秦桧、史弥远之徒,亦皆附之帝纪,虽叙事中邪正自见,然于体制则无别矣。余观先生述作之功,是是非非,理明义正,不袭不悖,知其于道深矣。先生高风远韵,既为有明有数人物;而《函史》一书,亦为天地间有数之书。……予于《函史》不揣仰同者十之三、四,其不同者十之五、六”[8]。郑郊这段史学批评,有几点值得注意:第一,说《左编》、《函史》祖《史记》,这个观点,只能从综合体通史风格来理解。讲《左编》“留心治乱,然义例多舛”,这个评语是到位的。第二,说李贽想以黄老之道替代唐顺之的治乱思想,这个判断是不准确的。李贽实际是以启蒙史学思想代替理学化史学思想[9]。第三,说邓氏是“有明有数人物”,《函史》是“天地间有数之书”,这个评价是相当高的。检明清学人对邓元锡及其《函史》的评价,也就郑郊此论最高。第四,郑郊推崇《函史》的通史构筑模式,但不完全认同。他觉得《函史》存在“侈”、“体制则无别”二个弊端。他想在《函史》基础上,进一步推进明代的通史编纂事业。当然,《藏书》是一种异端史学模式,自不在考虑之列。真正对郑郊作《史统》有影响的是《左编》与《函史》两书。对《左编》、《函史》的肯定与批评,就形成了郑郊设计《史统》的新思路。

  遗憾的是,郑郊在这里没有讲清《函史》的“本天以立例”特点。《函史》体系的最大的特点是从天人合一角度探讨中国历史的演变。邓元锡在宋人基础上,首次提炼出治统与道统两大体系[10]。这种思想,为晚明人所接受,如叶向高就说,“宙宇间惟治统、道统相提为两大事。治统紊则乱贼肆,道统紊则异端猖狂,其害均也”[11]。

二 “主于明统”的《史统》

  明人用统论解释中国历史,始于《函史》,但邓元锡不免还有点遮掩,所以称之为《函史》。到了郑郊,就公开打出了“明统”旗号,称之为《史统》。中国历史上,有过类似的《史通》,不曾有过名为《史统》的作品。

  郑郊(1612~?),字牧仲,晚年自号南泉道人,福建莆田人。父郑泾,以讲学名海内,博学,攻古文辞。郑郊7岁便知诵《毛诗》、《史记》,这为他以后编通史打下了基础。年20余后,非常喜欢古文、诸经、子、百家言。六经以下,无不研究。曾到铜山,随著名学者黄道周学习。据郑郊自己说,他爱静,尤喜欢坐到深山里,一坐就是七、八年。又爱干净,“夙夜洒扫几案,上下纤涯不栖”。坐在桌前,点一支香,捧一本书,悠哉悠哉地看书。性格“疏爽,轻财好施。喜亲名贤,虽倾性命事之,无所惜。至浮名虚誉,则心厌之”。读书之外,什么不管,“断绝人事,刀贝、金钱皆不入其舍”。如此,生活越来越清贫,“衣、食恒不可得,妻、子饥寒立骨”,但他却不管。世间俗人多把他当作狂士,离他而去[12]。崇祯八年(1635),24岁,始为诸生,食饩。崇祯十七年(1644),34岁,为督学郭子奇、李长倩所赏识,拨置第一,与弟颊同贡于朝。时直明朝政府风雨飘渺之时,自然不可能出仕。南明初期,与著名抗清志士徐孚远、夏允彝定交。顺治三年(1646),福建的唐王政府跨台。失望之余,郑郊奉母携弟郑颊遁荒,隐居莆田的壶公山南泉,坐在几间老房子里,过上了遗民生活。此后30余年,足迹不及城市,惟以著书自乐。晚年曾著《明易》、《订说》、《诗函》、《精义》、《南华十转》、《水书》、《偶笔》、《寓骚》、《折衡》及禅诗文若干卷等,可惜多未及刊刻,今传世不多。

  郑郊“所观载籍极博,好考境是非”,曾著《古论》数十篇[13]。此书成书年代不详,可能在作《史统》之前。这一部书,确立了郑郊对中国历史发展大势的基本看法。此书不少内容,后来体现在《史统》之论部分。由《古论》,进而《史统》,这标志着郑郊走出了为论而论的模式,走上了以论带史的道路。《史统》始于崇祯九年(1636)七月,十七年(1644)九月,初稿完成。这8年时间,正好是郑郊做诸生时期。成书前一年,即崇祯十六年,请著名学者方以智写了序。书成后,适遇明清更替,书未及刊刻。清初,郑郊以遗民自守,“乃出其家赐书,复贷诸亲朋,得二十一朝正史、稗史,与夫六籍、百家之言”[14],继续修订。康熙十一年(1672),郑郊60岁,《史统》最后定稿,朋友及自己替此书作了序。康熙十三年(1674),郑郊又作了凡例。时年62岁,《史统》算是最后定稿。“深山布衣,既无朝廷之力,又鲜宾客之助”,完成《史统》一书,确实不容易。此后事迹不详,因为生活在深山之中,与外界断绝交往,所以,外界也不知道他精确的卒年,大体卒于康熙中、后期。《史统》也由于经费等原因,未及正式出版。当时不少学者,起码在福建学人圈里,是知道有这部书的。所以,福建学者黄虞稷编纂的《千顷堂书目》有其书,但《明史艺文志》《四库全书总目》没有收录。今惟上海图书馆有清代“好古堂”抄本24册,略有残缺。“好古堂”是郑郊抑别人书堂名称?这个抄本是如何保存下来的?这些版本学问题,由于缺乏相关参考资料,只能留待以后再研究了。孤本传世不易,我们希望有出版社能将此书影印出版。

  《史统》体例杂合《左编》、《函史》而来。《史统》的基本框架结构是治统与道统。最后有隐逸、方技、附纪三部分。《史统》始唐尧,终大元,共有5表、21纪、2205传、14志、17附记,系以论赞之言。《史统》只有纪传,不写制度,这有作者自己的考虑。“前代礼乐制度,详具《全史》、《通典》、《通考》、《通志》诸书,今不赘陈”[15]。人详我略是一个因素,制度通史难写也当是一个因素。

   《史统》是一部理学化史学范型的通史著作。郑郊历史思想,有较浓的理学色彩。他对历史学性质是这么定位的,“史者,穷理尽性之书也”[16]。这是一种典型的理学化史观[17]。郑郊还片面地将史著的首要任务定位为辨统。“《春秋》者,圣人之辨统之书也,不以威势强弱为得失。……自孟子以后,圣学湮塞,作史者不明天人大道,徒以一时诈力成败为得失[18]。这段话明白无误地告诉我们,《春秋》是一部“辨统之书”。弦外之音,《史统》也是一部以《春秋》为效法榜样的“辨统之书”。在郑郊等理学化史家看来,孟子以后传统史学的衡评标准是相对的,“徒以一时诈力成败为得失”,不值得提倡;只有永恒的、至高的“天人大道”,才是应该提倡的历史绝对衡评标准。辨统,正是郑郊编纂《史统》的核心目标所在。

不同的历史解释理论,产生不同的编纂模式。《史统》是从天人关系、治统与道统关系的变化来观察中国历史演变轨迹的。郑郊认为,历史是“道”的演变史。“道者,所以传天地之终始者也。天地不知其所以始,则亦不知其所以终;而能知其终始者,道也。昔者圣人传古今也,略于传事而详于传道。以为道者,事之所从出焉者”[19]。“道”到底是什么?“道”统摄天地历史的终始,人类社会自“道”起步,也自“道”终结。冥冥之中,这个“道”可以控制人类社会的发展,这和西方哲学家提出的“绝对精神”已有相似之处。郑郊进一步提出,“道”不是完全抽象的,它有具体的载体,这就是“统”。统的表现,或治统,或道统。郑郊认为,道的离合,决定统之分合,“帝王之兴,应五运,得天统;与闰位、沴气,皆不能别逞私臆雌黄”。他研究历史,“主于明统”,“辨运会之偏全,明阴阳之离合”[20]。按照这个理论,《史统》的体系构筑,有几个特点:

  第一,治统分档次。郑郊从天人离合关系出发,将中国历代政权分为正统、正而不统、统而不正、不正不统、正统之变五大类。“正统”为“前三代”夏、商、周、“后三代”汉、唐、宋。“正而不统”是指西周、东周、蜀汉、东晋、南宋。“统而不正”是指西晋、隋。“不正不统”,是指魏曹丕、吴孙权、宋刘裕、齐萧道成、萧梁衍、陈朝陈霸先、梁陈外荒、五代列国、五代割据列国志。“正统之变”指秦、元。每一朝,大体上分世纪、大臣、大将、藩臣、名臣、后妃、贤女、宦官、外荒几部分。“故于离合之间,首列正统,以为天人之所应顺者。次列正而不统者,重世及也。其所以次于正统者,所以示运会之离合,举其实以示后人,使后之为人君者,凛然知天命之去来无常,而保先业之不易也。然而正而不统,则必有诈力之雄,裂其疆幅而有之,而后祖宗之大业遂分。新造之兵威,与退守之气势,强弱不齐,尚矣。……次列统而不正,所以抑之,出于正而不统之下也,见诈力之不知名义也。不正不统,又抑下之,诈力之不如诈力也。正统之变,抑又下之,出于诈力仁义之外者,天地之大变也”[21] 。我们仔细分析一下这一段话,可以发现,郑郊优先考虑的是人统是否合乎天统,坚决反对人们用“诈力”取得政权。天人相应,人统合乎天统,就是正统。否则,按天人相离程度,依次为正而不统、统而不正、不正不统。至于变统,那是儒家仁义、权臣诈力之外的少数民族掌握的政权。这是郑郊从“阴阳五行自然离合”变化中总结出来的中国社会历史发展规律。“此皆阴阳五行自然离合之道,非予一人之私见也。明乎予说,则古今正统之论,可以□然而无疑矣”。这个理论在今天看来是先验、唯心的,但在当时,代表了郑郊对中国历史发展规律的认识水平。

  第二,“严中外之辨”。夷夏关系向来是汉族史家编纂中国历史文本时考虑的一条重要原则。郑郊按内夏外夷原则,将重要的少数民族政权,列为“外荒”。“荒,必为中国大患者,乃录之”。如东晋之五胡、南宋之女直。“荒服虽盛,中夏正统一日未绝,亦当严内外之辨”,这体现了时代特色。在满族由关外而入主中原的年代里,郑郊写《史统》,不可能不讲民族主义史学精神。这也是时代特色。

  第三,尊师统。《史统》于“道统”分师统、儒统、诸统三大部分,而尤重师统。“自有人道以来,尧舜三代以君道正庶物;而师道之盛,实始宣圣。师道如天,高而虚;君道如地,大而实。故君有土,而师无位;然君不得师则无以成其君。此天地之大经,生人之所以立命者。予于师统,一本于天地之至道,条贯统绪,颇具微意,以俟百世”[22]。朋友也谈到了这点,“君道、师道并出而维宇宙,而师道则又所以维君道者。三代之运将终,首出股肱,其道其德其才,不能尽合于古,于是上帝降而诞于东鲁,是为仲尼。持名教,笔六经,以教天下万世”[23]!君道、师道并出而维宇宙,而师道则又所以维君道者,这就是郑郊所理解的治统与道统关系。

  第四,“宪君子而贱小人”。人是人类社会的主体,人的评价,自然也是历史编纂的核心内容之一。在理学思想的影响下,宋明尤其是晚明时期,社会上十分讲究君子小人之别。这种君子小人理论,也流渗透到历史人物的评价与史著的编纂之中。郑郊说:“余意古今人才,唯有君子、小人二者不容混杂。其余从政,各有作用”[24]。何谓君子?何谓小人?郑郊对此有一个明确的定义。“天地之来阔矣,数千百年之中,乱多而治少,小人多而君子少,夫均是人也。何以辨其为君子、小人哉?以天下为心,以纲常为命,以性情道德为治,以诗书礼乐、仁义廉耻为日用饮食必不可已之事,夫是者谓之君子矣。以势利为心,以苟得为命,以妻子、田园、刀贝、珠帛为治,以谗谄险诐无耻为日用饮食必不可已之事,夫是者则谓之小人矣”[25]。可见,郑郊君子小人区别的标准,就是儒家的义利。以天下为己任,追求道德,就是君子;以势利为心,追求物质利益,就是小人。如此完整的君子小人定义,在晚明时期不多见。“是书大旨,原在采古今之善恶,使君子小人之黑白昭于千世。至于官爵崇卑,此一时遭遇也,代有□革,不足详述”[26]。“使君子小人之黑白昭于千世”,这是郑郊作《史统》的使命之一。

  传统史学中,主要有史记派、春秋派、考据派三大流派。郑郊总的说来是理学化史学派,但不完全相同。宋明理学化史学属于一种价值评判性史学,他们的历史评判,主要集中于对历史进程与历史人物的评判[27]。在历史进程上,讲究道统论;在人物评判上,讲究君子小人的区别。而这两种评判的核心标准是“圣人之道”,也即理学。如果我们的分析不错的话,那么《史统》就是一部典型的理学化史学作品。

  不过,毕竟时代不同了,郑郊的理学化史学思想,也有不同于前人之处。理学化史学的高峰期是南宋中期至明代中期。明代中期以后,随着复古主张的深入人心,汉唐传统学术精神开始占居学坛主流。在这种情况下,郑郊坚持走理学化史学道路,不可能不打折扣。《史统》的变化之处,表现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史统》力图合春秋派与史记两派精神于一体。“《春秋》一书,自是圣人造化心手,开辟以来奇作,非后人可僭拟。探其笔削之道法,以剖断诸史,足矣。若必貌其皮毛,亦欲寄一字于褒贬之中,时势既异,情理俱乖。苏氏有言‘一规一矩,一准一绳,足以制万器’。后之人其务希迁、固实录可也,慎无若王通、陆长源辈,嚣嚣焉宜且僭,则善矣”[28]。这段话表明,郑郊反对形式上的模拟,重视从精神实质上学习《春秋》,“探其笔削之道法,以剖断诸史”。同时,也提倡传统史学的“实录”精神。如在三国正统问题的处理上,就有所变化。“陈寿、司马温公以魏正统,既失天理之公;而《纲目》帝蜀,又微失轻重之平。今一准《春秋》之法,据其事而书之,庶几无憾”[29]。

  第二,在人物写作上,反对完全的道德化,要求写出人的自然属性、精神丰采。“然欲以三代纯德退汉、唐、宋人物,其意盛矣,抑气运不齐,人才各异。今欲齐以三代纯德,则失其自然之道矣。史家叙事,当如写生,各貌其人之精神面目而出之,足矣。若欲增损五官,易其妍丑,则非矣。况萧、曹、房、杜,器量淹远,有之纯德,恐亦未也。萧、曹可以居于大臣,而霍光、狄仁杰不与焉,此予之不解者”。《函史》以“三代纯德”进退历史人物,在郑郊看来,有失“自然之道”。“史家叙事,当如写生”,这是郑郊史传文学观念的一大进步。

  第三,在史传文学上,提倡学习《史记》,但反对机械模拟《史记》。“文章各有机杼元气流行笔墨之间,岂必步步太史公、班兰台之皮貌套调?庸人拘琐,株守古迹,如儿童仿硃书点画,不能自运,岂可与言书法变化之妙哉”?在郑郊看来,文章有“机杼元气”,应该讲究“书法变化之妙”。《史记》的传记写作精神在于“传神写照”。“然《史记》传神写照,往往在一二琐事中。后人不知此法,此其无关治乱也,削之,故无复生趣,精神不能生动。今或补入,庶几子长之遗意”。只注意“治乱”,“徒知纪事”,不注意人物的“精神丰采”,这正是宋明时期史传写作最大弊端所在。郑郊认为,《函史》弊端之一便是传记写作“寥寥”,没有写出人物的“精神丰采”。“且已作帝纪矣,凡大臣、大政既已入帝纪之中,又作《大臣谟》。人生立朝,其精神丰采,大底不数十大节。舍此数十大节外,再作谟传,必至寥寥。其人之精神丰采不出,自然之势也。此法起于宋贤,徒知纪事,不事传神写照,所以其书多不如古,不可法也”。要求“传神写照”,这反映出晚明文学思潮的新变化。嘉靖、万历以来,在复古派的倡议下,人们学习史汉,多有机械模拟之弊。如瞿九思为了写《万历武功录》,购来史、汉,“举无不字模句拟,方缪敢操笔”[30]。明末以后,人们反对“剽拟”,提倡“性灵”,文风开始转变。当时的张岱,在文学上就主张司马迁的“传神写照”精神。在提倡“传神写照”这点上,郑郊的文学思想,与张岱是吻合的。“吾史如天马行空,短长奇纵,离离合合,奔轶绝尘,古今不乏伟人,自能相赏于皮貌之外,未可与流俗人言也”。看来,郑郊对《史统》的文笔是十分自信的。

  《史统》有史记派的痕迹,这不奇怪,综合体通史,就是史记派的看家法宝。郑郊既从事综合体通史编纂,自然不可能不受史记派的影响。朋友们称《史统》“以子长、子瞻之笔,发千古未发之谈,而一衷于圣人之道,知人论世,称物平旋,诚学古之津梁,济时之指南也”[31]。也有朋友赞其《史统》“正色庄语,而不入于迂腐;褒贬是非,而不涉于偏激。不为刻论深文,不务标新博趣,一出于平心易气,设身处地,折中以圣人之道”[32]。这些评价是准确的。

三 从《史统》看历史解释作品的评价

  《史统》的首要价值是理论与框架结构。

  传统史学,总的说来,理论色彩不强。以《史记》为代表的综合体史著系列,叙述居多,论断多寓于叙述之中。宋明间的史论,又往往从论到论,偏重纲常评判,缺乏实在的内容。在通史编纂中,由朱熹的《纲目》到丘浚的《世史正纲》,贯穿了正统论。由于编年史结构简单,内容更多的是纲常色彩。程朱有不少解释中国历史的言论,不过没能完全施之历史编纂之中[33]。从更高的天人关系层面上考察中国历史演变规律,始于邓元锡的《函史》。郑郊《史统》是继《函史》之后,从天人大道关系考察中国历史的作品。《函史》、《史统》的理论就是治统与道统框架,它们提供了一套解释中国历史演变规律的理论模式。《史统》是一部既有理论解释,也有叙述的作品。郑郊的新意在于按邓氏理论,将中国历代政权分为五类。

  如何评价史观类作品?历史研究主要有两大模式,一是发现历史事实,一是作出历史解释。按照这种区分,《史统》是一部偏重历史解释的著作。也就是说,是按照主体的历史认识来重构历史的。“大都以前史为粉本,而出入叙次、论赞之文,则一出于心手”[34]。先有“预设”再作编纂的作品,其文本特点往往表现为“结构+材料”,重点在于构筑理论体系与具体的“书法”,然后再调配、选择有用的材料。而材料往往是从旧史中抄来的,在历史事实发现上下的功夫不多。这些书没有增加新的材料,也没有解决多少知识论意义的上具体历史问题。因而,这类作品,在现实之中,往往为实证派所否定,以为理论容易过时。在传统史学史研究中,也以否定居多,以为对历史学科的发展贡献不大。其实,我们应该纠正这种理念。我以为,不同种类的作品,应用不同的标准来衡评。发现历史事实的作品,应重视它提供的新材料与新观点;而历史解释作品,则应注意它的精华在于理论与思想,在于它的框架结构。结构在实证派看来也许是不值一提的,但它无疑能扩人视野,具有方法论意义。

  其次《史统》也反映了明末清初主流史学思想的历史命运。郑郊生活的明末清初,是中国史学史上内容较为丰富的一段,各种新的史学思潮层出不穷,主流史学思想普遍遭人怀疑。经历政权更替的清初,人们多关心现实的富贵生活,少有人潜心读天下书。“即潜心读天下书者,然圣学不讲,心性不治,不能反身而诚,则不虚不明,谁复知天人之大道?其于圣人中正仁义之旨,《春秋》笔削忠恕之微,无所折衷。人持一心,心持一意,决发于喙,喙宣之书,恍惚雌黄,自适而止”[35]。即便在遗民史家群中,也更关心故国历史文献的保存。从事古史研究的人不多,朱明镐在从事历代正史研究,王夫之在读《通鉴》,写《读通鉴论》、《宋论》。郑郊是惟一一位在做中国通史编纂的人。《史统》如此坚持正统立场,高扬主流史学思想旗帜,在当时已很少有人能理解郑郊编纂的良苦用心了。在21世纪初的今天,我们重新从故纸堆中检出《史统》这样一部作品来加以研究,真有晃若隔世的味道。不过,我们又很清醒地意识到,史学史研究毕竟不是“点鬼簿”,而是为了搞清史学发展的实际状况,作“实态研究”。《史统》的发掘,表明了主流史学思想的存在。从全面了解明清之交史学来说,《史统》是值得研究的。

  当然,理论有高低之分,史观有唯物与唯心之分,有政治化史观与学术化史观之分。我们承认郑郊《史统》的理论价值,并不能因此就不能指出它的不足。传统中国的宏观历史理论,多从天人关系入手考察。司马迁首先提出的“究天下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是一种典型的认识模式。邓元锡、郑郊的历史理论模式,也有类似特点。不过,他们所谓的“究天下之际”,显然不同于司马迁。司马迁讲天人之际,更接近于我们今天所讲的自然与社会关系的考察,他观察中国历史的变化,更重视经济与社会政治的互动关系。而邓元锡、郑郊更强调天人的合一,以道贯通古今。道的阴阳离合,决定社会运会的偏全。这个“道”,更接近于“绝对精神”。也就是说,前者有唯物色彩,后者更多的是唯心色彩。

  其次,打破时间顺序也是不值得提倡的。唯物史观主张史著的编排,既要遵循逻辑原则,又要遵循历史原则,逻辑与历史是统一的。传统的叙事派史家也主张按时间顺序排列中国历史政权的系谱,而理学化史家主张按先验的“道”支配下的“统”,重新排列历代政权系谱。“道”是理念的、超时间的。这种结构,有点类似今天的逻辑、理论层面。不过,这是一种唯心的史观。它的问题在于,优先考虑逻辑原则,其次考虑时间原则。为了道、统,历史事实的时间顺序可以牺牲。一般说来,正统论是一种政治化道德论。这种正统论,停留于理念层面已经够伧。如果再付之实践,编成史著,那是更不堪设想的。郑郊批评《左编》结构混乱,“《左编》留心治乱,然义例多舛。君始自汉,而臣则纂及于战国。汉、唐、宋正统外,篡夺之君皆黜之。而其臣又与汉、唐、宋并列,殊觉不伦。文辞亦未经删定”[36]。其实,《史统》同样存在结构混乱毛病。将中国历代政权系谱,按正、统、变原则,分为正统、正而不统、统而不正、不正不统、正统之变五大类,这同样是一种“乱”。“君子著书立言,一秉虚、公,何患不行世乎”[37]?虚、公确是一条理性准则,但准则不是空的,它仍依托于一定具体立场。郑郊所谓的“虚、公”原则,就是圣人“大中至正”的道德原则。他不怕《史统》不行世,可实际寸步难行。《函史》出来以后,已经难为人所接受;《史统》如果出版,应该说更难为人所接受。从《史统》结构来看,郑郊没有走出《左编》、《函史》以来僵化的通史认识模式。

 

    结论

  1.遗民史家郑郊的《史统》初成于明末,终成于清初。这是一部定稿,可惜没能出版。《史统》一书,风格兼于《左编》与《函史》之间。从思想上说,继承《函史》多,即治统与道统说是《函史》的;而从分类安排的体例说,学《左编》多。

  2.郑郊无疑是一位坚定的卫道士,《史统》是一部与国家思想合拍的主流史学思想作品。在汉学日益兴起的年代里,宋学虽越来越不讨人喜欢,但毕竟它是国家思想,史学界仍离不开国家思想。《史统》的重新发掘,就说明了主流史学思想的顽强存在。

  3.《史统》是一部历史解释作品,它主于从天人关系大道入手,明中国历史之统,提出了一种中国历史解释模式。解释历史的作品有一个特点,它所提供的解释模式,往往有较强的时间性,在当时有影响,到了后代却不一定。无疑地,这类作品的评价,也只能偏重史学思想史发展脉络。

  4.理学化史学没有出路。不能说传统中国史学没有理论思维,但理论思维有高低、有唯物与唯心之别。《史统》从天人关系入手,宏观地思考问题,立意甚高;但一落实到实处,便成问题。将历代政权划分成正统、正而不统、统而不正、不正不统、正统之变五大类,搞得人眼花瞭乱。这种预设的、外加的政治化历史理论,无助于历史规律的探讨。从纲常层面上升到理论层面,对于理学化史学来说是一个进步,但这种唯心的认识模式,显然找不到最终的历史答案。                  

 

参观文献:

[1]方以智.史统序,见郑郊.史统[M].卷首,上海图书馆藏清代抄本,以下版本同,下略;又见方以智.浮山文集前编[C],卷5.

[2] 详参钱茂伟《明代史学的历程》,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3年。

[3] 详参钱茂伟《论明代的通史构筑模式》,《宁波大学学报》,2000年第3期。

[4] 方中履.史统序,见史统卷首.

[5] 方以智.史统序.

[6] 郑郊.史统笔微,见史统卷首.

[7] 方以智.史统序.

[8] 郑郊.史统笔微.

[9] 详参钱茂伟《李贽与启蒙史学思潮的出现》,见张建业主编《李贽研究》,北京:燕山出版社,2001年。

[10] 详参钱茂伟《明代通史编撰模式初探》,《宁波大学学报》,2000年第2期。

[11] 叶向高.季汉书序,见谢陛.季汉书[M]序卷首,四库全书存目丛书.

[12] 郑郊.史统自序一,见史统卷首.

[13] 陈子龙.郑牧仲古论序,陈忠裕公全集[C],卷二六.清刊本。

[14] 郑郊.史统自序一.

[15] 郑郊.史统笔微.

[16] 郑郊.史统笔微.

[17] 详参钱茂伟《关于理学化史学一些的思考》,《华东师范大学学报》,2000年第1期。

[18] 郑郊.史统笔微.

[19] 郑郊.史统,卷一,唐虞表.

[20] 郑郊.史统自序一.

[21] 郑郊.史统笔微.

[22] 郑郊.史统笔微.

[23] 黎元宽.史统序,史统卷首.

[24] 史统笔微.

[25] 史统·自序二.

[26] 史统笔微.

[27] 详参黄俊杰、古伟瀛《中国传统史学与后现代主义的挑战──以事实与价值关系为中心》,见黄俊杰主编《传统中华文化与现代价值的激荡》,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2年。

[28] 史统笔微.

[29] 史统笔微.

[30] 瞿九思.自序,见其万历武功录[M]卷首,四库禁毁书丛刊.

[31] 方以智.史统序.

[32] 方中履.史统叙.

[33] 详参黄俊杰《朱子对中国历史的解释》,见《国际朱子学会议论文集》,台北:中央研究院文哲研究所,1993。

[34] 黎元宽.史统序.

[35] 史统笔微.

[36] 史统笔微.

[37] 史统笔微.

参观文献:

[1]方以智.史统序,见郑郊.史统[M].卷首,上海图书馆藏清代抄本,以下版本同,下略;又见方以智.浮山文集前编[C],卷5.

[2] 详参钱茂伟《明代史学的历程》,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3年。

[3] 详参钱茂伟《论明代的通史构筑模式》,《宁波大学学报》,2000年第3期。

[4] 方中履.史统序,见史统卷首.

[5] 方以智.史统序.

[6] 郑郊.史统笔微,见史统卷首.

[7] 方以智.史统序.

[8] 郑郊.史统笔微.

[9] 详参钱茂伟《李贽与启蒙史学思潮的出现》,见张建业主编《李贽研究》,北京:燕山出版社,2001年。

[10] 详参钱茂伟《明代通史编撰模式初探》,《宁波大学学报》,2000年第2期。

[11] 叶向高.季汉书序,见谢陛.季汉书[M]序卷首,四库全书存目丛书.

[12] 郑郊.史统自序一,见史统卷首.

[13] 陈子龙.郑牧仲古论序,陈忠裕公全集[C],卷二六.清刊本。

[14] 郑郊.史统自序一.

[15] 郑郊.史统笔微.

[16] 郑郊.史统笔微.

[17] 详参钱茂伟《关于理学化史学一些的思考》,《华东师范大学学报》,2000年第1期。

[18] 郑郊.史统笔微.

[19] 郑郊.史统,卷一,唐虞表.

[20] 郑郊.史统自序一.

[21] 郑郊.史统笔微.

[22] 郑郊.史统笔微.

[23] 黎元宽.史统序,史统卷首.

[24] 史统笔微.

[25] 史统·自序二.

[26] 史统笔微.

[27] 详参黄俊杰、古伟瀛《中国传统史学与后现代主义的挑战──以事实与价值关系为中心》,见黄俊杰主编《传统中华文化与现代价值的激荡》,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2年。

[28] 史统笔微.

[29] 史统笔微.

[30] 瞿九思.自序,见其万历武功录[M]卷首,四库禁毁书丛刊.

[31] 方以智.史统序.

[32] 方中履.史统叙.

[33] 详参黄俊杰《朱子对中国历史的解释》,见《国际朱子学会议论文集》,台北:中央研究院文哲研究所,1993。

[34] 黎元宽.史统序.

[35] 史统笔微.

[36] 史统笔微.

[37] 史统笔微.

  明代的通史编纂,嘉靖之前,以纲目体为主;嘉靖之后,开始有综合体通史的编纂。嘉靖、万历时期,有不少学者投入到了通史编纂之中。嘉靖初年,有安都《十九史节略》470卷。嘉靖末年,有邵经邦《学史会同》300卷、唐顺之《左编》、吴珫《史类》600卷等。万历初期,写通史者也有几家,如邓元锡《函史》、魏显国《历代史书大全》、李贽《藏书》、袁黄的《袁氏通史》1000卷、许孚远的《续麟正史》。万历以后,则有张萱《西园汇史》、《西园史余》,郑郊《史统》。“近代从事于史学者,固有其人矣”[4],这个考察是正确的。从当时通史编纂体例来看,主要有三种类型:一是续、仿郑樵《通志》,如邵经邦《弘简录》、邓元锡《函史》、郑郊《史统》;二是按时代顺序,节略二十一史纪传,明人称为“约载”[5],如《十九史节略》、魏显国《历代史书大全》、马维铭《史书纂略》;三是分类体通史,如唐顺之《左编》、《袁氏通史》。这其中,《通志》无疑是他们学习的榜样。《弘简录》续《通志》而作,《函史》仿《通志》而作,《左编》则改编《通志》而来。《左编》是明代综合体通史的祖本,其他的几部通史著作,如《函史》、《藏书》、《史书大全》之类,都不同程度上受其影响。

  通史有用,但要做好不容易。郑郊说:“故汇中而核之者,精之也,精于人,精于理,精于事,精于文,便览读也。已抑扬取去,非得失,存世戒也,弗精则无为贵汇矣。”[6]提倡汇史贵精,这是可取的史学编纂思想。可惜,明代的通史编纂,学术化程度不高,多表现为“汇史”。不过,综合体通史,《史记》以后,也就《通志》,其他鲜能成功。明代有这么多的综合体通史,已很不错了。

  明代中后期,产生了那么多通史著作,这种现象如何来理解?综合体通史的出现,是明代中叶“二十一史”重新受人注目后的产物。在理学统摄一切的宋明时期,汉唐学术文化遭到了否定,传统的经史文本鲜有人注目,出现了某种程度的“文化断层”。至明代中叶以后,在外部经济社会思想的变化、内部学术自身否定之否定规律双重作用下,出现复古思潮,经史文本又受到了人们的青睐。不过,“全史”篇幅太大,一人精力有限,难以遍览,于是有人开始删繁就简,编纂通史。郑郊说:“汇史之述,以全史浩漫,中才以下势难卒业;且其中义例不当,畔教悖理,滥也尚矣。”这是说,通史的编纂,要解决两个问题,一是提供简明的通史读本,让普通士人有个历史读本。二是为了解决编纂指导思想问题,借改编之机,写出更符合时代思想口味的通史作品,为时代政治服务。除了共同性的通史要求外,这里关键的是史家不同的主体重构理论。从认识论角度来说,历史研究是一种历史认识活动,历史编纂是一种主体重构活动,史著的编纂有一个不断重构的规律。史著的不断重编,主要取决于史家对历史的主体认识。史家作为史学认识主体,由于时代、史观、知识结构、思维方式诸多不同,对前人编纂的史著不满意,于是就产生了重编动机。明代的通史编纂,从史学思想来考察,唐顺之、邓元锡、邵经邦、吴珫、许孚远、魏显国、张萱是一派,他们的史学思想是主流的理学化史学思想,而李贽表现为异端的启蒙史学思想。“荆川《左编》,乃以评肫防啵焕铌耷匀。晷录妫敺嫠鳎裳云剩奚栉抻桑欠呛文懿环追滓康饲惫取逗贰罚怯娑盵7]。称《左编》按照评判标准分类,《藏书》标新立异,“议论颇见责于儒者”,这个判断是正确的。不过,说《函史》想弥合《左编》与《藏书》之间的对立,可能是误读了。《函史》和《左编》间有否有关系?《左编》刊刻于嘉靖四十年(1561),其后几年,正是邓元锡开始作《函史》时间。从时间上考察,它们应该有关系。不过,《函史》和《藏书》间恐没有直接的关系。《函史》成书于隆庆五年至万历二十年(1571-1592)间,《藏书》成书于万历十年至二十七年(1582-1599)间。也就是说,《函史》写作时间早于《藏书》。所以,说《函史》弥合《左编》、《藏书》之偏差是不正确的。至于说《函史》水平“度越”《左编》、《藏书》,这也是郑郊作为明朝人的评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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