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洪武文字狱

本站整理 | 时间:2011-12-03 19:45:07 | 阅读:44
洪武文字狱

世人多言清代文字狱,殊不知早于明代自洪武年间即有文字狱出现。当明太祖渡江定鼎之初,先前创业时的一番宽宏大量瞬息间荡然无存,代之而起的是一副刻毒面目。

据说,文字狱的出现源于洪武朝的文武之争。自立国初,明太祖秉承“可以马上得天下,不可马上治天下”的名言,开始大量起用文人,制定朝仪、典章、刑法、军制、户籍、学校等等规程,使得明初气象具备,行政清明,而文人在太祖心中的地位亦因此而水涨船高。如此一来,那些早期追随于他的淮西武将集团顿生不满之心,认为天下是我们拼命打出来的,凭什么让那些身无尺寸战功的文人来当家?于是想出了一个压制文人的计策来。

某曰,他们推选出几个能说会道的跑去向太祖告文人的状。起初,太祖拿出“平乱用武,治世以文”的道理来劝他们。这些人表明唯唯,待太祖一番宏论之后才小心说道:陛下之言诚然不错,但是对文人们也不能完全相信。这些人仗着自己有才学,往往会因一点点不满意就会用隐讳的言词进行挖苦诽谤。陛下虽然对他们很好,可是能够保证让他们人人满意吗?

这么一说,太祖心里也是有些吃不准了,就问他们是否可以拿出例子来。这一问正中进言者的下怀,于是立刻说道:您知道张九四(元末群雄之一张士诚的小名)好文的事情吧?他对文人的宠爱比您可不差,高官厚禄,宝马香车,供奉无缺。可是在他自立称王的时候,让文人们给他起官名,就得了士诚这么个名字。

太祖想了想说:这名字不错,待士以诚,正好符合他的做为。

进言者一笑道:看来陛下也被这些坏心肠的文人给蒙敝了。您可知道,《孟子》里有这么一句话叫“士,诚小人也”。连读出来就是“士诚小人也”。您看,这不是变着法骂人家是小人吗?可怜张士诚给人家叫了半辈子小人,至死还被蒙在鼓里。

太祖立刻命人拿来《孟子》一查,果然找到了这句话,从此就开始留意文臣们的奏章之中有没有什么可疑词句,以后又扩展到诗文书稿。

以上这个故事出自明景泰朝黄溥所著的《闲中古今录》。虽然不能就此确定这就是洪武年间文字狱的起因,但却可以证明当时确实存在着文字狱。其实,真正构成文字狱的原因还是出在明太祖本人的想法。他兴起文字狱的目的无非两条:

1.打击不顺从于明朝的文人;

2.个人心理上的极度自卑与自尊。

前一条从维护统治的观点来看,也还算有一定的合理性,而第二条就完全是心理不健康的表现了。说白了,就是变态。

先看第一条。明太祖作为历史上少有的平民皇帝,难免受到那些以门第论高下的文人士大夫的轻视和憎恨,因此许多人是不屑与之合作,更不肯称臣。比较典型的例子就是一个叫做夏伯启的人和他的侄子。他们为了表示自己不仕明朝的决心,甚至不惜斩断手指。后来被捉到南京后,太祖问他们:乱世的时候,你们躲到哪里去了?伯启答:红寇(对红巾军的篾称)作乱的时候,我避祸于江西和福建交界的山里。太祖本人出身红巾军,最忌讳的就是有人在他面前提“红寇”、“红贼”什么的,因此立刻大怒:朕知道你心怀怨恨,对朕的天下不满意。所以,你说“红寇”分明是别有所指,借题发挥地辱骂朕。好啊,你不是宁斩手指也不肯归顺吗?那就不用归顺了!朕要将你们叔侄枭首示众,来警戒那些狂妄之徒!

在明太祖的授意下,夏家叔侄被押回原籍处死。此后,又有苏州人姚润、王谟等因拒绝出仕而被抄家处死。这些都是《明史·刑法志》上记载的。

经过这样一场腥风血雨,文人们胆怯了。许多人不得已应征来到南京,但还是不肯做官。在这些人之中,以元代文学大家杨维桢的经历最具典型性。

据《明史·杨维桢传》记载,其人字廉夫,号铁崖,会稽(今浙江绍兴)人,元泰定帝泰定四年(纪元1327年)进士。仕元为建德路总管推官,红巾乱起后避难于富春江。其人文名播于天下,尤擅诗文,时称“铁崖体”。洪武三年(纪元1370年)第二次被征之时,已是74岁的高龄。对着前来催促的地方官,他写下了《老妇客谣》一诗来婉言拒绝,自比诗中那位行将就木的老妇人不能再嫁,并明确告诉太祖,如果逼迫我仕两朝,只能跳海自尽以全名节。太祖见他年老,料想拿死是吓唬不住的,再则名气大,如果真的逼死了,未免有伤自己的“圣德”,因此只得作罢。

对明朝不肯妥协的除了象杨维桢那样的故元遗民之外,还有一些则是曾经仕奉于元末群雄的文人。例如江阴人王逢,做过张士诚的幕僚,士诚败亡后他隐居在乌泾(在今苏州附近)。洪武十五年(纪元1383年)被征,抵死不从。幸好他有个在南京做官的儿子,苦苦哀求之后才得以放归。事见《明史·戴良传》附《王逢传》。

这些或为故元遗臣,或为群雄旧部的文人,如杨维桢、王逢这样自恃气节而不仕两朝的还有许多。例如回族诗人丁鹤年以自家世为元臣,逃避征召,放浪山野,至永乐年间方死;长乐人陈亮自以元之儒士,终身不仕;卢陵人张昱自以为元臣,先后拒绝了张士诚和明太祖的征召,太祖见其老迈,说了一句“可闲矣”就放归了,他遂自号“可闲老人”,小心翼翼地过曰子;杨维桢的同乡兼学生张宪仕张士诚,士诚灭,张宪隐姓埋名,晚年死于杭州报国寺。这些人的事迹,除张昱之外,都在明史之中有本传。张昱事,则可见其本人的《可闲老人集》。

由于看到这些文人都不肯归附自己,明太祖对于文人的厌恶也就可想而知。而这种厌恶一旦与内心之中的隐疾发生作用,则势必爆发出乖戾的行径。这就是我们即将提及的第二条。

怎样给一个人定罪,尤其是文人,最为直接有效的办法就是从其写下的文字之中去挑毛病,找借口。一旦这些文字不小心触动了敏感神经,立刻会按照自己的个人思维来加以曲解,无限上纲的去引申原意,达到入人于罪的目的。这就是文字狱的通常特点。

明太祖基于其出身经历,内心之中自然也划定了一块不可冒犯的禁区。因为他年轻的时候做过和尚,所以但凡所见文字之中沾上“光”、“秃”等接近和尚特征的字眼儿,都会犯他禁忌,即使是个“僧”字也同样很刺眼。到后来,又向外推广至于谐音的“生”字也被纳入忌讳的范畴。再有,他是从红巾军之中起家的。前面说过,在元廷看来,红巾军是“红贼”、“红寇”,因此太祖也讨厌有人在他面前提“贼”和“寇”,后来,连“则”字也被波及了。

凡此种种,无不体现出明太祖基于低贱出身而产生的自卑心理在其中作祟。而从心理学的角度而言,当自卑走入极端之后,自尊心就会膨胀起来,达到另一种变态的顶峰。这种变化在太祖的身上也呈现出清晰的脉络。

中国历代开国帝王为了增加自己的威望,都会想方设法地为自己寻找一位古代同姓名人做祖先,以示其正统,太祖亦不能免俗。《明朝小史》书中讲了这样一件事情:太祖在和文人们讨论修玉堞宗谱的时候,打算拉上南宋大儒朱熹做祖宗。恰在此时,有一个从徽州来的朱姓地方官来陛见,太祖想,徽州是朱熹的老家,如果能把这个人拉成本家,那么对于证明自己的出身无疑是个很有力的证明。于是,他满怀希冀地问对方是不是朱文公(朱熹的尊称)的后裔。那人不知圣意,只怕犯欺君之罪,因此据实回答说不是。这下,太祖不免大为沮丧,再想到就连一介小官儿都不肯冒认祖先,何况自己贵为天子呢?再说,自家上溯几代也和江南徽州没有半点关系,硬攀亲的话,若是被明眼人看出,岂非惹人耻笑。于是认亲之意遂寝。

不能认亲,但并不代表太祖就此放弃了对自身尊严的渴望,因此他的目光又转到徽北大同乡汉高祖刘邦的身上。灵机一动之下,他索性直言不讳地说自己出身寒微,与汉高祖一样都是不籍祖荫,白手起家的英雄好汉。此后举凡圣旨、言论无不特意为自己加上“淮右布衣”、“江左布衣”、“匹夫”、“起自田亩”以及“出身寒微”等等称号,凸现自己完全是凭借个人能力打天下,从底层一步一步走上龙位的。但是,这种话只能他自己来说,如果哪个人敢于多言,那么等待他的将是严厉的惩罚和悲惨的结局。

明太祖对文字是否犯禁的评判,完全是以其自身的政治利益和文化水平做准绳,并不会去设身处地地为作文者考虑什么。这一点也是完全符合文字狱的特性的。下面,列举一些在洪武朝较为著名的文字狱案例来加以说明。

一、因字讳而取祸者:

(1)浙江府学教授林元亮代海门卫官做《谢增俸表》,这篇官样谢恩文章之中有“做则垂宪”之语;北平府学训导赵伯宁为都司做《贺万寿表》,这是贺皇帝寿辰的表章,其中有“垂子孙而作则”句;福州府学训导林伯璟为案察使做《贺冬至表》,这是庆典祝贺表,而其中出现了“仪则天下”语;桂林府学训导蒋质为布政使和案察使做《正旦贺表》内有“建中则做”;澧州学正孟清做《贺冬至表》,内有“圣德作则”语。以上这些本来都是一些“颂圣”性质的马屁文章,但只因沾了一个与“贼”谐音的“则”字,就入了罪过。

(2)常州府学训导蒋祺为本府做《正旦贺表》内有“睿性生知”。因“生”与“僧”近而入罪。

二、因词音而取祸者:

(1)怀庆府学训导吕睿为本府做《谢赐马表》内有“遥瞻帝扉”语,本义是遥望帝王宫阙的门扉,表达心怀皇帝之心。却被理解为“帝非”,帝王怎么可能有不对的事情呢?诽谤圣君,杀。

(2)祥符县学教谕贾翥为本县做《贺正旦表》内有“取法象巍”,“取法”被解做“去发”,去发为秃,这不就是变着法影射太祖做过和尚么?不死待何?

(3)亳州府学训导林云为本州做《谢东宫赐宴笺》中有“式君父以班爵禄”句,“式君父”被理解为“弑君父”,弑杀君父,岂非谋反?

(4)尉氏县学教谕许元为本县做《贺万寿表》,其中有“体乾法坤,藻饰太平”句,“藻饰太平”被曲解为“早失太平”,盼着国家早早失去太平,这是多么恶毒的诅咒啊!

(5)德安府学训导吴宪为本府做《贺立太孙表》,这是在洪武二十五年(纪元1393年)立长孙朱允文为皇太孙时的祝贺表,只因其中有一句“天下有道,望拜青门”之中,“有道”被解做“有盗”,青门则被认为是佛寺,这下就变成了讽刺太祖做和尚的经历和加入红巾军是做盗贼。

(6)以上这些人死得固然很冤,但却冤枉不过陈州州学的训导,他为本州代作的《贺万寿表》内,一句“寿域千秋”被疑似犯忌,但左右挑剔过来又找不到什么问题。然而,太祖还是不肯放过他,最终还是与前面那些人一起上了枉死城。

以上两大类遭到杀身之祸者,都记载于《二十二史札记》卷三十二《明初文字之祸》引《朝野异闻录》。至于因句意而取祸者,在徐贞卿《翦胜野闻》中记载如下:

杭州府学教授徐一夔为本府做《万寿贺表》之中有“光天之下,天生圣人,为世作则”句,大概经过以上介绍后,各位读者也可以看出这句犯了多大的忌讳。“光”、“生”和“则”都是犯了太祖大忌,这一连读,本来一句老生常谈式的颂圣句子就变成了“当着和尚骂秃子”,外带讽刺太祖入红巾为贼的过去。太祖这一怒,作者本人自然不必客气,脖子上咔嚓一刀是逃不掉了,就连礼部官员也被迁怒,遭到严厉训斥。吓得他们连忙上表请罪,并求太祖降诏,申明忌讳,以警臣民。

于是,在洪武二十九年(纪元1397年),由翰林学士刘三吾、左春坊右赞善王俊华拟定了一个《庆贺谢恩表式》,也就是一个教大家如何给皇帝写表章的规范格式。一切贺表都按照这个内容抄录,然后写上自己的官职和姓名即可。是所谓:天下文章一大抄,只求保命不求文。这又是太祖变态心理所造成的一大笑话了。然而,这样的笑话背后隐藏着太多的冤魂,任谁也笑不起来了。

除了在自己可以看到的表章里挑毛病之外,洪武文字狱也渐渐扩展到文人们的曰常生活言行与文字之中。

刘辰的《国初事迹》记载了佥事陈养浩有“城南有嫠妇,夜夜哭征夫”的诗句。这种和唐诗“可怜无定河边骨,犹是春闺梦里人”一样写征人怨的普通诗句落在太祖眼中,却变成了动摇军心士气的不轨之心,遂将陈养浩贬窜至湖北,却还觉得不解气,又下令将他丢入水中淹死(就像杀韩林儿一样)。

同类事件又见于《蓬窗类记》、《消夏闲记摘抄》、《古穰杂录》、《静致居诗话》和《明史·高启传》等多书记载苏州知府魏观案,因其将府衙建在以前张士诚王府的遗址之上,遭到太祖忌恨,接下来又得到密报,说在为新府衙上梁的时候所写的祭文之中有“虎踞龙蟠”四字,于是下令将魏观腰斩弃市。

杀了魏观,太祖还觉不足,又将屠刀架上了祭文作者高青丘的项上。据《明史》本传载,青丘是他的号,名启,字季迪,长洲(今江苏苏州)人。其诗风雄健,才情高远,与杨基、张羽、徐贲合称“吴中四杰”。洪武元年(纪元1368年)应召入仕,参与编修《元史》,为魏观写“上梁文”的时候,已经致仕居于苏州。按理说,他是与明朝合作的文人,又富才名,即使是痹徽杨维桢,也不该被陷入文字狱中。然而,正所谓此一时、彼一时,何况太祖对他也不是第一次不满了。早在高启为翰林院编修的时候,就因他所写下的《题宫女图诗》之中“小犬隔花空吠影,夜深宫禁有谁来”句被太祖疑为讽刺而暗记在心。如今,旧欠未清,新帐复生,太祖也就顾不得是否担上“害贤”之名,干脆腰斩了事。高启死后,其诗集也遭到毁禁,直到清朝初年,才有人敢拿出来刊行。高启一案,被后世称为“国初冤狱”。

如果说,这些被太祖找茬杀掉的人令人可叹,那么一个自动将脖子送到太祖刀口下的来复和尚的死除了令人嗤笑之外,也实在无话可说了。这个和尚不好好参禅念经,却为了讨好太祖,非要“知难而进”,写了一首“颂圣诗”献给了太祖。当太祖看到其中两句“金盘苏合来殊域”和“自惭无德颂陶唐”的时候,立刻下令杀了这个不长眼的和尚。因为在太祖看来,“殊”字拆开就是“歹”和“朱”,这不是在指责我朱家不好吗?那“无德颂陶唐”简直就是赤裸裸的骂我“无德”。陶唐就是古代传说之中的贤君尧,用尧来影射我的帝王之位,却又言我“无德”,其心可诛了。从《二十二史札记》上看到这个故事的时候,我只觉哭笑不得,不知各位读者又是怎样一副心情呢?

再后来,文字狱的范围又扩大到地方官对朝廷的事务性表章之中的错字上来。兖州知州卢熊上表言自己官印上的“兖”字被误刻为“衮”字,请求改正。结果,太祖把“衮”字认成了“滚”字,就恨上了卢熊,认为他是要自己“滚”。巧言令色的辱骂圣君,这怎么能容?结果不久之后,太祖就借胡惟庸的“党案”把卢熊给杀了。自己不认识字,却把人家给杀了,这样一个黑色幽默被记入《水东曰记摘抄》之中,太祖九泉之下是否也自觉脸面无光呢?

帝王之忌,往往很快就会演变为举国之忌,因此在洪武三年时,明朝颁布了一系列的忌字,禁止平民在名字之中使用天、国、君、臣、圣、神、尧、舜、禹、汤、文、武、周、秦、汉、晋等字。二十六年,又加上了太祖、圣孙、龙孙、皇孙、王孙、太叔、太兄、太弟、太师、太傅、太保、大夫、待诏、博士、太医、太监、大官、郎中字样。郎中和太医是针对民间医生,待诏则是针对从事梳头理法的行业的人。因此,在明代的医生只能称医者、医士、医人,如果谁看到一部明代背景的影视作品里出现郎中的称谓,那么尽可笑其无知了。至于理法师们,在那时则改称“整容”,也不知是不是现代整容业的始祖了。这些,也是来自《水东曰记摘抄》的记载。

在后世史家看来,正式可称为文字狱的时代,是从洪武十七年到二十九年这十三年的时间,其间因各种与文字有关的事件而被杀者达十几万之多。上至大臣,下至平民,几乎涵盖了当时社会的各个阶层,各种职业,其牵连之广、死者之多、影响之深远在中国历史上也是罕见的。

对明朝不肯妥协的除了象杨维桢那样的故元遗民之外,还有一些则是曾经仕奉于元末群雄的文人。例如江阴人王逢,做过张士诚的幕僚,士诚败亡后他隐居在乌泾(在今苏州附近)。洪武十五年(纪元1383年)被征,抵死不从。幸好他有个在南京做官的儿子,苦苦哀求之后才得以放归。事见《明史·戴良传》附《王逢传》。

这些或为故元遗臣,或为群雄旧部的文人,如杨维桢、王逢这样自恃气节而不仕两朝的还有许多。例如回族诗人丁鹤年以自家世为元臣,逃避征召,放浪山野,至永乐年间方死;长乐人陈亮自以元之儒士,终身不仕;卢陵人张昱自以为元臣,先后拒绝了张士诚和明太祖的征召,太祖见其老迈,说了一句“可闲矣”就放归了,他遂自号“可闲老人”,小心翼翼地过曰子;杨维桢的同乡兼学生张宪仕张士诚,士诚灭,张宪隐姓埋名,晚年死于杭州报国寺。这些人的事迹,除张昱之外,都在明史之中有本传。张昱事,则可见其本人的《可闲老人集》。

由于看到这些文人都不肯归附自己,明太祖对于文人的厌恶也就可想而知。而这种厌恶一旦与内心之中的隐疾发生作用,则势必爆发出乖戾的行径。这就是我们即将提及的第二条。

怎样给一个人定罪,尤其是文人,最为直接有效的办法就是从其写下的文字之中去挑毛病,找借口。一旦这些文字不小心触动了敏感神经,立刻会按照自己的个人思维来加以曲解,无限上纲的去引申原意,达到入人于罪的目的。这就是文字狱的通常特点。

明太祖基于其出身经历,内心之中自然也划定了一块不可冒犯的禁区。因为他年轻的时候做过和尚,所以但凡所见文字之中沾上“光”、“秃”等接近和尚特征的字眼儿,都会犯他禁忌,即使是个“僧”字也同样很刺眼。到后来,又向外推广至于谐音的“生”字也被纳入忌讳的范畴。再有,他是从红巾军之中起家的。前面说过,在元廷看来,红巾军是“红贼”、“红寇”,因此太祖也讨厌有人在他面前提“贼”和“寇”,后来,连“则”字也被波及了。

凡此种种,无不体现出明太祖基于低贱出身而产生的自卑心理在其中作祟。而从心理学的角度而言,当自卑走入极端之后,自尊心就会膨胀起来,达到另一种变态的顶峰。这种变化在太祖的身上也呈现出清晰的脉络。

中国历代开国帝王为了增加自己的威望,都会想方设法地为自己寻找一位古代同姓名人做祖先,以示其正统,太祖亦不能免俗。《明朝小史》书中讲了这样一件事情:太祖在和文人们讨论修玉堞宗谱的时候,打算拉上南宋大儒朱熹做祖宗。恰在此时,有一个从徽州来的朱姓地方官来陛见,太祖想,徽州是朱熹的老家,如果能把这个人拉成本家,那么对于证明自己的出身无疑是个很有力的证明。于是,他满怀希冀地问对方是不是朱文公(朱熹的尊称)的后裔。那人不知圣意,只怕犯欺君之罪,因此据实回答说不是。这下,太祖不免大为沮丧,再想到就连一介小官儿都不肯冒认祖先,何况自己贵为天子呢?再说,自家上溯几代也和江南徽州没有半点关系,硬攀亲的话,若是被明眼人看出,岂非惹人耻笑。于是认亲之意遂寝。

不能认亲,但并不代表太祖就此放弃了对自身尊严的渴望,因此他的目光又转到徽北大同乡汉高祖刘邦的身上。灵机一动之下,他索性直言不讳地说自己出身寒微,与汉高祖一样都是不籍祖荫,白手起家的英雄好汉。此后举凡圣旨、言论无不特意为自己加上“淮右布衣”、“江左布衣”、“匹夫”、“起自田亩”以及“出身寒微”等等称号,凸现自己完全是凭借个人能力打天下,从底层一步一步走上龙位的。但是,这种话只能他自己来说,如果哪个人敢于多言,那么等待他的将是严厉的惩罚和悲惨的结局。

明太祖对文字是否犯禁的评判,完全是以其自身的政治利益和文化水平做准绳,并不会去设身处地地为作文者考虑什么。这一点也是完全符合文字狱的特性的。下面,列举一些在洪武朝较为著名的文字狱案例来加以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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