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千古奇冤:蜀将魏延叛蜀之谜

本站整理 | 时间:2011-11-20 22:54:16 | 阅读:1288

一、前言

  蜀国名将魏延是三国史上颇具争议的人物之一。有人说他是蜀汉后期最为重要的大将,因“性矜高”而与“平日诸将素不同” ;屡次北伐时,“延每随亮出,欲请兵万人,与亮会于潼关,如韩信故事”,深为一生谨慎的诸葛亮所“制而不许”。建兴12(公元234)年秋,在诸葛亮病逝于五丈原后,因与丞相府长史杨仪争夺蜀汉最高军事统帅权,被诬以叛蜀而遭杨仪部将马岱所追杀,为后人叹惜不止,深以为冤。如冒鹤亭先生就在《疚斋日记·读三国志蜀志》中云:

  “魏延之反,亦冤辞也。其人过于自负,叹恨己才,用之不尽,故诸葛卒后,曰:‘丞相虽亡,吾自见在。府亲官属(指长史以下)便可将丧还葬,吾自当率诸军击贼,云何以一人死废天下之事邪!且魏延何人,当为杨仪所部勒(约束),作断后将乎!’。盖欲遣行者护丞相丧归,自留渭南,与司马决斗。其才不及诸葛则有之,其兴复汉室之心,与诸葛同也。而杨仪素与延不平,不欲下之,便引诸营相次还,延于是怒,先仪南归,烧绝栈道,使仪归不得。此则逞一朝之忿,而忘君国之大事矣。陈寿于延传末云:‘原延意不北降魏而南还者,但欲除杀仪等。平日诸将素不同,冀时论必当以代亮。本指如此,不便就背叛。’斯为得之。蜀中人才本少,横加延以反名,长城自坏,仪之肉宁足食哉!”

  也有人说“魏延脑有反骨,久后必反”,且多次卖主求荣,为“鞠躬尽瘁,死而后已”的诸葛丞相而所不容,并在其死后设计除掉之。这种说法常见于流传甚广的《三国演义》,但《三国演义》毕竟为小说家之言,且大都人都认为它只是七分史实、三分虚构,不可尽信。况且史书《三国志》中的魏延就看不出反叛蜀汉的意图,正如《三国志•蜀书•魏延传》所言:

  “原延意不北降魏而南还者,但欲除杀仪等。平日诸将素不同,冀时论必当以代亮。本指如此,不便背叛。”

  知人论世,斯为得之。魏延有错,但无反骨,事去千载,言之慨然而又枉然。且考诸史籍,只见其忠义双全、勇略过人,而无叛蜀之迹。但“金无足赤,人无完人”,魏延桀骜不驯的性格和骄傲粗鲁的脾气,导致在关键时刻被人诬以谋反,终惨遭灭门之祸。正如蜀人杨戏著《季汉辅臣赞》中云:

  “文长刚粗,临难受命,折冲外御,镇保国境,不协不和,忘节言乱,疾终惜始,实惟厥性。”

  因此我们说魏延脾气固然偏激,但在政治上他绝对忠于蜀汉政权,毫无叛蜀之迹。有问题的只是他性格上的“不协不和”,才导致其身死族灭。下面我们将深入探讨魏延所谓的“叛蜀”之说。

二、心存汉室,足见其忠

  蜀将魏延是先主刘备最为欣赏和看重的名将之一,也是第一批随刘备西入益州、力定巴蜀的功勋之臣。《三国志•蜀书•魏延传》就曰:“魏延字文长,义阳人也。以部曲随先主入蜀,数战有功,迁牙门将军。”可见,在刘备西取益州的战争中,魏延多次力战有功,从军队的基层开始,一步一步往上爬,以致最终完全取得先主之信任,将镇守汉中的重任交给他。《三国志•蜀书•魏延传》就曰:

  “先主为汉中王,迁治成都,当得重将以镇汉川,众论以为必在张飞,飞亦以心自许。先主及拨延为督汉中镇远将军,领汉中太守,一军尽惊。”

  在当时,汉中是蜀国的最前沿阵地,得汉中,可不仅可北争关陇,而且还能南蔽巴蜀。正如杨洪对诸葛亮云:“汉中则益中咽喉,存亡之机会,若无汉中则无蜀矣,此家门之祸也。”(《三国志•蜀书•杨洪传》)。蜀将黄权亦说:“若失汉中,则三巴不振,此为割蜀之股臂也。”(《三国志•蜀书•黄权传》)。清人顾祖禹曰:“汉中府北瞰关中,南蔽巴蜀,东达襄邓,西控秦陇,形势最重。”(顾祖禹:《读史方舆纪要》卷五十六)。曹魏若是占领汉中,将严重威胁巴蜀。当时蜀汉的五虎上将俱在,有“绝伦逸群”的关云长、“雄壮威猛”的张翼德、“兼资文武、雄烈过人”的马孟起、“老当益壮”的黄汉升及“智勇双全”的赵子龙。但先主却把这肩关益州安危的重任交付于魏延,足见其知人善任,对魏延是绝对信任的。故在大会群臣之际,试问说:“今委卿以重任,卿居之欲云何?” 魏延气干云霄对曰:“若曹操举天下而来,请为大王拒之,偏将十万之众至,请为大王吞之。” “先主称善,众威壮其言。”可见其忠义双全、勇略过人。但魏延也不辜所负,在他镇守汉中的十五年里,曹魏从末越过汉中半步。直至蜀汉后期姜维调整军事部署,采用诱敌深入之术,最终被魏将钟会长驱直入,导致蜀汉的直接灭亡,深为后人叹惜不已,如郭允蹈就在《蜀鉴》云:

  “蜀之门户,汉中而已。姜维之退屯于汉寿也,撤汉中之备,而为行险侥幸之计,则根本先拔矣。异时钟会长驱直入,曾无一人之守,而敌已欣然得志。初不必邓艾之出江油,而蜀已不支,不待智者而能见。呜呼,姜维之亡蜀也。”

  以此观之,在蜀国灭亡的后期阶段,若诸葛丞相遗命让“攻守兼备”魏延统军汉中、北进中原,魏国终不能越雷池半步,蜀汉政权也不会在很短时间内灭亡,可历史不容假设。反观诸葛遗志的继任者姜伯约虽“忠勤时事,思虑精密”、“敏于军事,既有胆义,深解兵意。”,但终因其才疏学浅、难堪重负。正如陈寿在《三国志•蜀书•姜维传》中评曰:“姜维粗有文武,志立功名,而玩众黩旅,明断不周,终致陨毙。老子有云:‘治大国者犹烹小鲜。’,况于区区蕞尔,而可屡扰乎哉?”。魏延与姜维军事才能之高低,一目了然,足可见诸葛亮也有识人不智、所托非人之时。

三、屡立功勋,足见其勇

  魏延在蜀汉后期军事行动中,多次随诸葛亮北伐中原,屡立战功,被后主封为前军师,征西大将军,假节,领汉中太守,南郑侯。地位仅次于以丞相录尚书事,假节,领司隶校尉,益州牧,武乡侯的诸葛亮,成为蜀汉晚期最为重要的将领之一。

  蜀汉建兴八年(公元230年),魏延率兵,“西入羌中,魏后将军费瑶、雍州刺史郭淮与延战于阳溪,延大破淮等”(《三国志•蜀书•魏延传》)。此次战役是由魏延单独领军作战,对手郭淮又是曹魏在关西陇左首屈一指的名将,《三国志》号称其“方策精详,垂问秦雍”。郭淮曾在街亭败马谡、破高详,“摧破廖化,擒虏句安”(《三国志•魏书•郭淮传》)。其深通兵法、神机妙算,即使诸葛亮亦畏惧他三分。如青龙二年,诸葛亮兵出斜谷,屯田于兰坑,等待时机再伐中原。当时司马宣王驻兵渭南以防蜀军,“淮策亮必争北原,宜先据之,议者多谓不然。”,但司马懿采纳了他的建议,即刻让其率军驻屯北原,“堑垒末成,蜀兵大至,准逆击之。” 。过了不久,“亮盛兵西行,诸将皆谓欲攻西围,准独以为此见形于西,欲使官兵重应之,必攻阳遂。其夜果攻阳遂,有备而不得。”魏延就是面对郭淮这样的魏之名将,却能大破之,此足见其具有独自作战的统帅才能,实可堪大任也。后来在诸葛亮的几次北伐中,魏延也多次摧城拨寨,屡立战功。《三国志·诸葛亮传》注引《汉晋春秋》载:“宣王(指司马懿)自案中道向亮,亮使魏延、高翔、吴班赴拒,大破之,获甲首三千级,玄铠五千领,角弩三千一百张,宣王还保营。”

  以此言之,蜀将魏延骁勇善战、所向披靡,且又心存汉室,可谓蜀之猛将也。然而就是在关张等五虎上将等先后过世的蜀汉后期,对于魏延这样一个难得的军事将才,诸葛亮却始终不肯像先主刘备一样心怀坦荡,委以重任,诚为可惜。

四、子午之计,足见其谋

  魏延在建兴五年(公元227年)第一次北伐时,就曾向诸葛亮提出“(兵)出子午谷”之计,后又多次提出,但诸葛亮均没有采用。《三国志》裴松之注引《魏略》曰:

  “夏侯楙为安西将军,镇长安,亮於南郑与群下计议,延曰:‘闻夏侯楙少,主婿也,怯而无谋。今假延精兵五千,负粮五千,直从褒中出,循秦岭而东,当子午而北,不过十日可到长安。楙闻延奄至,必乘船逃走。长安中惟有御史、京兆太守耳,横门邸阁与散民之谷足周食也。比东方相合聚,尚二十许日,而公从斜谷来,必足以达。如此,则一举而咸阳以西可定矣。’亮以为此县危,不如安从坦道,可以平取陇右,十全必克而无虞,故不用延计。 ”

然就魏延所提出的兵出子午、奇袭长安的军事策略是否可行呢?历来学者为此争论不休、莫衷一是,由此而引出了一段历史公案。下面将就此来略加阐述,以能辨其是非曲直。

  首先,诸葛亮是一个伟大的政治家,但不是卓越的军事家,这一点,古来早有定论。如陈寿在《三国志•蜀书•诸葛亮传》后评中曰:

  “诸葛亮之为相国也,抚百姓,示仪轨,约官职,从权制,开诚心,布公道;尽忠益时者虽仇必赏,犯法怠慢者虽亲必罚…。可谓识治之良才,管、萧之亚匹矣。然连年动众,末能成功,盖应变将略,非其所长欤!”

对诸葛亮的评语可谓一语中的、所言不虚。我们知道治国与打战是截然不同的,治国之道,讲究的是能行“示仪轨,约官职,从权制,开诚心,布公道”之正道。但“运筹帷幄,决胜于千里之外”的军事行动,决定战争胜负关键是指挥者的多变的谋略和不尽的智慧。故孙子云:“兵者,诡道也!”,“善出奇兵者,无穷如天地,不竭如江河”。古之善于用兵者,大多遵循奇正相合、虚实相间的军事原则。而诸葛亮之用兵常见其正,不见其奇,在伐魏的军事战略上表现为只知“安从坦道”来“平取陇右”之正,看不到兵出子午、奇袭长安之奇。因而一味地固守正道,与强大的魏国在汉中祁山一带相持对垒,打一场消耗战,最终导致身亡国灭,真可谓是不知用兵之机者也!

    其次,在当时魏强蜀弱的局势下,蜀国要想生存下来并战胜强大的魏国,除了出奇制胜以外,别无它途。而“出奇制胜”的关键在于要选择好进攻时机,把握好进攻对象,从而达到出“一招制胜”的目的。如果详加分析,就会发现在首次北伐时已具备了出奇制胜的条件与形势。其一,进攻时机的选择上。在蜀主刘备白帝城托孤死后,大部分魏国人都认为蜀国无力进攻魏国,因此边界守备松懈、兵懒将惰。故《三国志·诸葛亮传》注引《魏略》曰:

  “始,国家(指曹魏)以蜀中惟有刘备。备既死,数岁寂然无声,是以略无备预,而卒闻亮出,朝野恐惧,陇右、祁山尤甚,故三郡同时应亮。”

所以第一次北伐带有相当的突然性与隐蔽性,是进攻的最好时机。其二,进攻对象把握上。当时率军镇守长安是曹操的女婿夏侯楙,此人是曹魏名将夏侯惇之子,曹操以女清河公主嫁之。“文帝少与楙亲,及即位,以为安西将军,持节,都督关中。楙性无武略,而好治生。在西时,多蓄伎妾,公主由此与楙不和。”可见,夏侯楙只知蓄伎纳妾,聚敛钱财,凭借“主婿”的裙带关系而都督关中,完全是一个典型的膏粱子弟,衙内式的人物。对于这样一个不学无术的纨绔子弟,如果兵出子午、奇袭长安,完全可一战而定。可正是由于诸葛亮的小心谨慎,失出了奇袭长安、兴复汉室的最好机会,每读史到此,不觉掩卷长叹,引以为憾!

  再者,兵出子午、奇袭长安的军事谋划是确实可行的。子午之道虽崎岖难行,但确实是可以行走的,其中《三国志》就多次提到过它,如《张鲁传》:“关西民从子午谷奔之者数万众。”《曹真传》:“真以八月发长安,从子午道南入。”《钟会传》:“魏兴太守刘钦趣子午谷,诸军数道平行”等等。可见在当时子午谷是比较熟悉的一条险道了,但比起魏将邓艾偷越的阴平小道,应该算不了什么险峻难行。《三国志•魏书•邓艾传》就曰:

  “艾自阴平道行无人之地七百余里,凿山开道,造作桥阁。山高谷深,至为艰险,又粮运将匮,频于危殆。”,“将士皆攀木缘崖,鱼贯而进。”

虽为同为险道,却因人而异,功业各异。魏将邓艾深通兵法、知晓奇正之术,利用魏将钟会在剑阁与姜维相持之际,出奇制胜,凭偷越阴平小道之奇谋而一战定蜀。而诸葛亮固守正道,与强大的魏国在汉中祁山一带对垒,最终身亡国灭,真可谓同道殊归。这也从反面证明了魏延提出的兵出子午、奇袭长安的方案是最高明的、切实可行的军事谋划。

五、延仪之争,足见其冤

  蜀将魏延与丞相府长史杨仪矛盾由来已久。如《三国志•蜀书•费袆传》就曰:“值军师魏延与长史杨仪相憎恶,每至并坐争论,延或举刃拟仪,仪泣涕横集。”俩人之间的矛盾大多都因性格不同所致,史书载魏延虽然“善养士卒,勇敢过人”,但“性衿高”,与同僚关系很差。又其桀骜不驯、性格刚猛,大家都畏避之。但只有长史杨仪却偏不卖帐,俩人遂成宿怨。诸葛亮在世之时,因“深惜仪之才干,凭魏延之骁勇,常恨二人之不平,不忍有所偏废。”,故常令参军费袆从中周旋调协,每当二人拨刀相向之时,“袆常入其坐间,谏喻分别”,才不致于因私害公。故“终亮之世,各尽延、仪之用者”,实为“袆匡救之力也。”。

  建兴12(公元234)年秋,诸葛亮病逝于五丈原后,延仪之间的矛盾变得一发不可收拾。俩人为了蜀军最高军事指挥权及撤军布署而大打出手,导致严重的内讧。其事情的始末大致如下:诸葛亮在死之前,召开一次最高级的军事会议,不知是有意还是无意安排,作为当时仅次于诸葛亮的第二号军事统帅的魏延却被排除在外,这是直接导致延仪内讧的导火索,也为魏延不服从诸葛亮生前安排的撤军布署埋下了深深地祸患。《三国志•蜀书•魏延传》载道:

  “秋,亮病困,密与长史杨仪、司马费祎、护军姜维等作身殁之后退军节度,令延断后,姜维次之,若延或不从命,军便自发”

当时魏延为前军师,征西大将军,假节,领汉中太守,南郑侯,地位仅次于以丞相录尚书事,假节,领司隶校尉,益州牧,武乡侯的诸葛亮。按理说诸葛亮死后,最有资格继承大将军之位,统帅全军的应为魏延,但诸葛亮却撇开魏延只和长史杨仪、司马费袆及护军姜维等密议身后之事,这明显属于感情用事,有意为之。

  诸葛亮亡殁后,杨仪“秘不发丧”,却命司马费袆去探魏延之口风,魏延对费袆说:

  “丞相虽亡,吾自见在,府亲官属便可将丧还葬,吾自当率诸军击贼,云何以一人死废天下之事邪?且魏延何人,当为杨仪所部勒,作断后将乎!”

此语于公于私皆言之有理,但不愿服从撤军布署之意已溢于言表。司马费袆虚与委蛇,并和魏延就撤离和留守人员作了大概安排之后,诓骗魏延道:“当为君还解杨长史,长史文吏,稀更军事,必不违命也。”便借此机溜出魏延大营,驰马而去。末几,魏延发觉上当受骗,派人追之不及。于是魏延大怒,率领所部兵马先于杨仪之前撤回汉中,并命人烧绝剑阁至成都的栈道,以阻截杨仪撤军之归路。延仪各自先后上书后主言对方谋逆,后主不决,问侍中董允、留府长史蒋琬等。允、琬咸皆保仪疑延,后主派长史蒋琬率宿卫诸营北上接应杨仪。魏延先至南谷口,率所部兵马与杨仪大军相距,杨仪前部先锋何(王)平叱散延部,魏延和他的儿子及数人奔逃汉中,杨仪遣部将马岱追斩魏延,致延首于仪前,杨仪用脚踩延首,并骂道:“庸奴!复能作恶不?” 并下令夷灭魏延三族,足见其恨魏延之深也。后来,杨仪也不得善终。撤军回成都后,仪自以为临危受命,有诛讨魏延之功,宜代诸葛亮秉理朝政,但诸葛亮平生以其“性狷狭”,早已密表后主以蒋琬为相。从此以后杨仪便“怨愤形于声色,叹咤之章发于五内”,时人以其言语不羁,大都敬而远之,只有司马费袆多加安慰。但其仍口无遮拦,多次对费袆逆语道:“往者丞相亡没之际,吾若举军以就魏氏,处世宁当落度如此讶!令人追悔不可复及。”费袆马上密奏后主,建兴十三年贬仪为民,迁徙于汉嘉郡。后杨仪又多次上书,诽谤朝政,并且言辞激烈,遂下郡收仪,最终其在狱中自杀而亡。

  通过了解延仪之争的全过程,我们认为魏延至始至终并无背叛蜀国之意。只是由于他桀骜不驯的性格和骄傲粗鲁的脾气,导致在关键时刻被人诬以谋反,终惨遭灭族之祸。正如《三国志•蜀书•魏延传》所言:“原延意不北降魏而南还者,但欲除杀仪等。平日诸将素不同,冀时论必当以代亮。本指如此,不便背叛。”倒是诸葛丞相充分信任并在死后委以重任的杨仪却欲大逆不道,举大军以降魏,真是世事难了啊!

六、后语

    通过对蜀将魏延叛蜀一说所进行的分析与研究表明:魏延心存汉室,足见其忠;屡立战功,足见其勇;子午之计,足见其谋;延仪之争,足见其冤。作为蜀汉后期最为重要的将领之一,只是非功过由于其桀骜不驯的性格和骄傲粗鲁的脾气,才致使身死族灭,诚为可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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