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穿越时空的夏商之旅

本站整理 | 时间:2012-05-11 09:24:03 | 阅读:450
读《夏商社会生活史》增订版

夏代始建于公元前二十一世纪,距今已有四千多年。商代始建于公元前十六世纪,距今也有三千多年。夏商统治时间累计,长达千年。这一时间约相当于中华文明史的五分之一,是宋元明清四朝历史长度的总和。毋庸置疑,夏商是中国历史上一个非常重要的时期。然而,由于年代久远,文献缺乏,长期以来人们对于夏商的了解非常有限。早在春秋时期,孔子已经慨叹:“夏礼,吾能言之,杞不足征也;殷礼,吾能言之,宋不足征也。文献不足故也,足则吾能征之矣。”(《论语·八佾》)孔子之时距商不过几百年之遥,已有如此困境,更何论秦汉魏晋之人呢?直到十九世纪以前,我们古人夏商知识主要来源仍然是《尚书》《诗经》《史记》等有限的典籍。尽管如此,人们对于夏商的存在还是坚信不移的。上个世纪初,以钱玄同、顾颉刚为代表的一些学者,由考辨伪书而怀疑古史。顾颉刚先是对大禹质疑,进而推出层累造成的古史说,在当时的学术界引起轩然大波。一时间,响应者云集,人们传统的古史观念被动摇。

历史的发展总是充满着戏剧性,在《古史辨》陆续出版前后,以整理出土文献为重点的罗王之学兴起。1899年,殷墟甲骨文首先被王懿荣鉴定。继而,刘鹗、孙诒让、罗振玉等学者相继投入到甲骨文的收集、著录和研究中。王国维则在1917年以甲骨文和《史记》对照研究,撰写了《殷卜辞中所见先公先王考》和《续考》两篇著名论文,对商王世系进行考订,证实了《史记·殷本纪》的可信。大规模的殷墟发掘也于1928至1937先后年进行了十五次。大量地下材料的出土和二重证据法的科学运用,极大拓宽了史学研究的视野,使得后人得以有条件超越前人,重建古史。

新中国建立之后,古文字整理和考古发掘都取得了很大进展。与之相映,尽管出现了一些夏商史方面的著作和论文,但均不太理想,全面、系统、深入的夏商史研究著作却姗姗来迟。这里既有材料收集方面的困难,也有学术训练上的原因。改革开放以来,《甲骨文合集》和《殷周金文集成》等大型工具书先后出版,夏代和商代考古也有一系列重大发现。在这种情况下,宋镇豪先生的《夏商社会生活史》应运而生。该书1994年出版后,立即获得学术界一致好评。1995年再版,不久即已告罄。值得庆幸的是,该书的增订版于2005年10月由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发行。新版补充了夏商考古和研究方面的一系列新成果,并扩充调整了原书的章节,对所有章节几乎都进行了增订改写,使得图文并茂。诚如宋先生所言:“这部增订本也可以说是与初版本不同的一部新作。”这部百万字的巨著包罗万象,对夏商社会的十个方面进行了专深的研究,反映了当前夏商社会生活史的研究水平,是一部具有里程碑意义的著作。

这部史学著作成功的原因是多方面的,我认为主要有以下四点:

第一、以古文字、考古学、古文献为核心进行多学科交叉研究

今天进行上古史的研究,单纯一种学术训练是远远不够的。古文字、考古学、古文献犹如上古史研究的三辆马车,缺一不可。纵观以往古史研究,能将三者有机结合的著作不多。但我们惊喜地发现,这三者在《夏商社会生活史》一书中达到了完美的统一。在全书的十章中,宋先生总是尽最大可能地搜集相关材料。这一巨大努力,是该书得以超越同时代诸多论著,获得成功的主要原因之一。下面我们来看书中具体是怎么做的。

本书第一章为环境、居宅、邑聚,该章共分为四节。其中,仅在第一节中,宋先生就引用古籍二十多种,涉及的文献有《孟子》《战国策》《史记》《史记正义》《逸周书》《左传》《竹书纪年》《尚书》《帝王世纪》《通鉴外纪》《诗经》《文选》《墨子》《荀子》《管子》《淮南子》《周礼》《周易》《汉书》《尔雅》等。相关出土文献,金文涉及到《豳公铭》《大盂鼎铭》《宗周钟铭》《亚牧鬲铭》等,甲骨文涉及到《甲骨文合集》《小屯南地甲骨》《花园庄东地甲骨》《英国所藏甲骨集》《殷墟文字甲编》《殷墟文字丙编》《殷墟文字缀合》《库方二氏藏甲骨卜辞》《殷契遗珠》等,战国文字引用了上博简《容成氏》。相关的考古遗址山西有襄汾陶寺、夏县东下冯,河南有登封王城岗、新密新砦、辉县孟庄、洛阳皂角树、偃师二里头、淮阳平粮台、偃师商城、郑州商城、安阳殷墟、安阳洹北商城等,山东有章丘城子崖、五莲丹土、阳谷景阳冈等,湖北有大冶铜绿山、阳新港下,江西有清江吴城、新干大洋洲、瑞昌铜岭,此外还有陕西蓝田怀珍坊、辽宁林西大井等遗址。本书取材之富由此可见一斑。

本书在广泛收集材料的基础上,更加注重对材料的综合分析。如在第四章第四节讲到夏商的骑乘情况时,宋先生引用《诗·大雅·绵》“古公亶父,来朝走马,率西水浒,至于岐下”一则材料,辅以《易传》的相关记载,在综合顾炎武和高亨注的基础上,认为“至周代,骑马出行已广泛见诸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随后,宋先生用甲骨文与《仪礼》《说文》《韩诗外传》所记两马挽引的例子,引出商代的骑兵之马“两”。继而,又引用殷墟发掘成果对商代单骑和骑兵之马的存在加以证实。最后,对高级权贵和一般贵族乘马车和骑马现象做了精彩地分析。综观全书,先生立论无不如此,总是尽最大可能地占有材料,而后加以综合、对比和分析。

由于本书为社会生活史,蕴含丰富,因此,在广泛利用文献、古文字、考古材料的基础上,宋先生还大量借鉴社会学、文化人类学、人口学、民族学、经济学等学科的成果。如在第三章中通过对文化人类学和我国西南地区婚姻习俗的借鉴研究,对夏商的婚俗及文献的解读多有创见。宋先生利用《战国策》《吕氏春秋》《淮南子》《礼含文嘉》《吴越春秋》等文献中有关禹的记载,对夏代建立过程中,由母权制进入父权制过渡阶段末叶,婚制婚俗前后不同时期的变化色彩进行了详尽分析。例《吴越春秋》中所记“禹因娶涂山,谓之女娇,娶辛壬癸甲”一句,注引《吕氏春秋》云:“禹娶涂山氏女,不以私害公,自辛至甲四日,复往治水。”“不以私害公”代表了对禹“娶辛壬癸甲”的传统认识,宋先生则将摩尔根的理论引入到该句的理解,“禹每隔六日即往女方氏族与涂山女共同生活辛壬癸甲四连日……”说明走访婚转为对偶婚。这种方法无疑对今后的文献研究有很大的启迪意义。

第二,对许多重大学术问题进行了专深而又前沿的研究

《夏商社会生活史》是一部非常厚重的学术专著,对许多问题的研究都有重大突破。我们可以截取几个视角来看一下。

记得上大学时老师讲到,中国最早的人口统计是《国语》所记“宣王既丧南国之师,乃料民于太原”。而实际上,根据文献和甲骨文记载,早至夏商已经进行人口统计。宋先生在第二章对夏商人口进行了细致的研究和估测,使得这一人口史和夏商史研究上的难题得以攻破。宋先生所采用的方法科学而严谨,他先是通过文献与甲骨文记载对夏商时期得人口统计之举进行了梳理。而后最具特色的是先生对于夏商人口总数的估测,他的立足点是《尉缭子》“建城称地,以城称人”。他列表对78座分属于仰韶文化、大汶口文化、屈家岭文化、龙山文化时期或夏商之际的古城遗址的人口数量加以推算,使得大量庞杂而又凌乱的考古遗址“焕发出生机”,这种对考古材料深入“发掘”的方法也使得历史学研究的重要性凸现出来。宋先生又对商代的八座方国邑进行人口估测,并结合甲骨文所记68个方国,得出晚商方国人口数约为180万左右。夏商人口数量最后的结论是“夏初约为240万~270万人,商初约为400~450万人,至晚商大致增至780万人左右”。而后,通过人口学复利公式,算出当时人口的年平均增长率为1‰~1.20‰。相比而言,中国鸦片战争前两千多年的封建社会中,人口年均递增也仅为1‰,与夏商几乎相同,这种情况值得重视。

本书还密切关注学术前沿,国家博物馆新近入藏晚商射礼铜鼋,宋先生结合花园庄东地甲骨对晚商射礼进行详尽考述。习射礼起源不详,一般认为盛行于西周中期,先生通过对花东卜辞研究认为:“逐渐脱离宗教权威支撑而用来体现贵族子弟矢射能力的习射礼,已可上溯至商代。”商代存在常规射、慢射和快射三种不同的礼仪,或三种不同弓的习射竞技。铜鼋所记商王在洹水竞射,与文献所记习射礼于泽,两相印证。宋先生的剖析,使晦暗不明的商代射礼仪程真相大白。

本书对甲骨学的研究亦有重要贡献。殷商王朝的占卜制度是甲骨学的一个重大难题。宋先生将其归纳为“曰正反对贞,同事异问,一事多卜;曰习卜之制;曰三卜之制;曰卜筮并用,参照联系”。他对习卜的根源进行阐释,认为:“习卜之制,其要核表现在不同时间因袭前事,无非为了使甲骨占卜兆象获得更理想的结果,更适应事情的可变性,也是殷商王朝出于应变复杂事态而力图在占卜场合发挥其主观能动因素的努力所致。”同时,商代一般场合一次卜用三骨。“‘三卜制’的确立,是与殷商王朝卜官建制相应的。”先生对于占卜制度的阐释使我们对于卜辞内容有了更深刻的理解。

其它再如先生对于多妣多妇命名、纪时制、商代的饮食心态、宗教观念等问题的分析,也是多有创见。

第三,成功构建夏商社会生活史的体系理论

这部夏商社会生活史的撰写,是开创性的。经过初版和这部增订版,其体系已经被成功地构建起来。全书共分为十章:

1、环境、居宅、邑聚2、人口3、婚姻4、交通5、饮食6、服饰7、农业礼俗8、人生俗尚与病患医疗9、宗教信仰10、文字与文体。

这十章涉及夏商社会的诸多方面,没有高超的能力很难驾御。宋先生将其脉络关系归纳为四大系列:“首章为夏商社会氛围总观,第二至四章属夏商社会构成运作范畴,第五至六章是夏商物质生活形态和生活方式表象,第七至十章为夏商社会精神生活和文化面面观,内聚积极和消极两分的社会调节功能。”这十个方面既各自成章,又依次递进,结构紧凑而又错落有致。

当然,研究夏商社会生活史,重在阐释其深层内涵。诚如宋先生所言:“研究夏商社会生活史旨在感知和捕捉夏商历史流程中的社会生活运作系列,决不是单单去罗列和汇编一长串资料,或仅仅静止地累积一些庞杂的过时知识,而应是致力于启动现代思维认识的睿智,会通多学科研究中的有效手段,以系统工程的经纬意识,考察夏商社会生活的内核外延,归纳其嬗变之迹,探求其演化之途,总结其内在特征和外在规律,再构学术建设的社会价值与历史的教育功能。”

我们看到,本书总是力求对材料进行深入地剖析,进行理论的升华。如在首章对于夏商国土经略的对比,先生认为:“夏代正处于人地关系矛盾交织之际,受当时生存条件和生存手段的限制,人们尚不能轻弃故居地去另谋‘生物圈’,夏代贵族统治集团的都邑迁徙,重视‘收夏众’,‘固邦土’,是具有深刻的政治地理结构性原因的。”而“商王朝的立国之本,是以商族贵族集团为主体,致力于四方异姓国族的拥持归附”。再如第八章对于礼俗和刑法的总结,他认为:“礼是人为理性化的产物,经有意识提倡推广,成为中国文化的纵向线和大传统,俗尚则是社会因地制宜的生活实践产物,构成了社会的横断面和小传统,而刑法的强制机制,无疑成为推动礼俗缘饰整合的有效因素。”类似的例子在书中不胜枚举。

为便于读者对于全书有个总体地了解,宋先生特列出八点提示,“以便读者在本书体味其投影和轨迹”:

其一,自然生态环境对夏商人文背景的制约;

其二,家族本位对社会构成的作用;

其三,族氏内向外展意识对社会行为观念的支配;

其四,政治体制对社会生活秩序的维持;

其五,等级礼制对人际伦际关系的规范;

其六,经济形态对社会物质生活两分的催化;

其七,地域文化流动对社会俗尚的整合;

其八,宗教信仰对社会存在系统的凝聚。

应该说,这八点提示一方面映射出本书的主要框架,另一方面揭示了夏商社会运作的潜在根源,有利于我们从宏观上认识和把握夏商社会的演变轨迹。

第四,贴近生活,回归夏商

写一部学术著作不易,而写一部能使读者身心融入的学术著作则更难。夏商距离我们今天已经相当遥远,对于很多人来说,夏商留给他们的印象只不过是大禹治水、玄鸟生商、商纣暴政等几个有限的概念。夏商人的生活情况如何?他们住在哪里?他们生了病怎么办?这些问题则模糊不清。夏商是中华文明的源头,我们现在的生活习惯、烹饪礼俗、计时制度包括文字等都可追述到那个时期。正确认识和充分了解夏商在今天仍具有重要意义。

然而,我们不能不感叹,融学术性和知识性而又能贴近日常生活的夏商史著作非常缺乏。而《夏商社会生活史》的推出,则弥补了我们这一遗憾。应该说,本书仍是一部专深的学术著作,但它的切入点却又恰恰与人们的日常生活密切相关。本书从佶屈聱牙的文献和枯燥的发掘报告中抽出生活的内涵,极易引发读者的共鸣,使读者在不知不觉中融入本书描写的意境中,穿越时光隧道,神游夏商。应该说,这是本书的一大特色。

在第一章第四节,宋先生描述居室设施和起居习俗。指出,夏商时代的民居,可分地面式建筑、半地穴式建筑,地穴式建筑三类。从居住面积而言,有一居室、二居室、三居室等等;从墙体建筑材料而言,有篱笆墙、木骨草泥墙、泥垛墙、夯土墙和土坯墙。现代城市人的住宅多是单元房,也分为几居室,而有过农村生活或经历的都见过土坯墙。看到这里,读者不由自主就会将夏商的民居与自己生活所见进行对比,很快就会发现有哪些不同,但更多是发现原来夏商人和我们有那么多共同之处。无形中,时间的距离感就没有了。

本书第五章对夏商饮食进行讲述。民以食为天,饮食乃是人类生存生活所必需,是没有时间隔阂的。商代的食粮也多见于今天,夏商时已经开始注重烹饪和使用调味品。饮食用具方面,商代的匕很容易使我们联想到今天我们所用的勺,而当时的箸就是我们今天的筷子,各类饮食用具的插图使我们有了更加直观的感受。在筵席宴飨方面,当时为两餐制,这让我们今天习惯于三餐的人会感到很好奇。而当时的合族聚食,又很容易让我们联想到今天的家庭聚餐。

本书对于夏商人服饰的描写更加细致入微,栩栩如生。夏商人已经不存在了,我们又如何去了解他们的衣着呢?艺术来源于生活,“夏商各种人像雕塑,大致可分为跪坐、蹲居、箕踞、立式和头像五种,通过他们,足以考察时人的服饰款样和貌态”。宋先生通过对考古发现的夏商人像剥茧抽丝式地分析,使夏商人活生生地站在你的面前,给人以强烈的感受。先生不仅条理各种人像的服饰和姿态,还根据这些特征确定了他们所属社会阶层。那衣饰华丽地箕踞玉石人像,多像一个放荡不羁的商代贵族,而光头无发像则又体现了当时罪隶和俘虏的落魄形象。此外,宋先生还结合三星堆和金沙遗址出土人像,对时人服饰的地区性差异进行了分析。

人们常说,书品见人品,读这本书,您不仅可以对宋先生最近十几年的学术轨迹有所了解,更能对他那扎实严谨的作风有深刻的感受。总之,《夏商社会生活史》增订本的出版是学界和广大读者的一件幸事,种种优点还需读者亲自体会。

(《夏商社会生活史》增订本〔上下册〕,宋镇豪著,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5年10月版,98.00元)

本书在广泛收集材料的基础上,更加注重对材料的综合分析。如在第四章第四节讲到夏商的骑乘情况时,宋先生引用《诗·大雅·绵》“古公亶父,来朝走马,率西水浒,至于岐下”一则材料,辅以《易传》的相关记载,在综合顾炎武和高亨注的基础上,认为“至周代,骑马出行已广泛见诸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随后,宋先生用甲骨文与《仪礼》《说文》《韩诗外传》所记两马挽引的例子,引出商代的骑兵之马“两”。继而,又引用殷墟发掘成果对商代单骑和骑兵之马的存在加以证实。最后,对高级权贵和一般贵族乘马车和骑马现象做了精彩地分析。综观全书,先生立论无不如此,总是尽最大可能地占有材料,而后加以综合、对比和分析。

由于本书为社会生活史,蕴含丰富,因此,在广泛利用文献、古文字、考古材料的基础上,宋先生还大量借鉴社会学、文化人类学、人口学、民族学、经济学等学科的成果。如在第三章中通过对文化人类学和我国西南地区婚姻习俗的借鉴研究,对夏商的婚俗及文献的解读多有创见。宋先生利用《战国策》《吕氏春秋》《淮南子》《礼含文嘉》《吴越春秋》等文献中有关禹的记载,对夏代建立过程中,由母权制进入父权制过渡阶段末叶,婚制婚俗前后不同时期的变化色彩进行了详尽分析。例《吴越春秋》中所记“禹因娶涂山,谓之女娇,娶辛壬癸甲”一句,注引《吕氏春秋》云:“禹娶涂山氏女,不以私害公,自辛至甲四日,复往治水。”“不以私害公”代表了对禹“娶辛壬癸甲”的传统认识,宋先生则将摩尔根的理论引入到该句的理解,“禹每隔六日即往女方氏族与涂山女共同生活辛壬癸甲四连日……”说明走访婚转为对偶婚。这种方法无疑对今后的文献研究有很大的启迪意义。

第二,对许多重大学术问题进行了专深而又前沿的研究

《夏商社会生活史》是一部非常厚重的学术专著,对许多问题的研究都有重大突破。我们可以截取几个视角来看一下。

记得上大学时老师讲到,中国最早的人口统计是《国语》所记“宣王既丧南国之师,乃料民于太原”。而实际上,根据文献和甲骨文记载,早至夏商已经进行人口统计。宋先生在第二章对夏商人口进行了细致的研究和估测,使得这一人口史和夏商史研究上的难题得以攻破。宋先生所采用的方法科学而严谨,他先是通过文献与甲骨文记载对夏商时期得人口统计之举进行了梳理。而后最具特色的是先生对于夏商人口总数的估测,他的立足点是《尉缭子》“建城称地,以城称人”。他列表对78座分属于仰韶文化、大汶口文化、屈家岭文化、龙山文化时期或夏商之际的古城遗址的人口数量加以推算,使得大量庞杂而又凌乱的考古遗址“焕发出生机”,这种对考古材料深入“发掘”的方法也使得历史学研究的重要性凸现出来。宋先生又对商代的八座方国邑进行人口估测,并结合甲骨文所记68个方国,得出晚商方国人口数约为180万左右。夏商人口数量最后的结论是“夏初约为240万~270万人,商初约为400~450万人,至晚商大致增至780万人左右”。而后,通过人口学复利公式,算出当时人口的年平均增长率为1‰~1.20‰。相比而言,中国鸦片战争前两千多年的封建社会中,人口年均递增也仅为1‰,与夏商几乎相同,这种情况值得重视。

本书还密切关注学术前沿,国家博物馆新近入藏晚商射礼铜鼋,宋先生结合花园庄东地甲骨对晚商射礼进行详尽考述。习射礼起源不详,一般认为盛行于西周中期,先生通过对花东卜辞研究认为:“逐渐脱离宗教权威支撑而用来体现贵族子弟矢射能力的习射礼,已可上溯至商代。”商代存在常规射、慢射和快射三种不同的礼仪,或三种不同弓的习射竞技。铜鼋所记商王在洹水竞射,与文献所记习射礼于泽,两相印证。宋先生的剖析,使晦暗不明的商代射礼仪程真相大白。

本书对甲骨学的研究亦有重要贡献。殷商王朝的占卜制度是甲骨学的一个重大难题。宋先生将其归纳为“曰正反对贞,同事异问,一事多卜;曰习卜之制;曰三卜之制;曰卜筮并用,参照联系”。他对习卜的根源进行阐释,认为:“习卜之制,其要核表现在不同时间因袭前事,无非为了使甲骨占卜兆象获得更理想的结果,更适应事情的可变性,也是殷商王朝出于应变复杂事态而力图在占卜场合发挥其主观能动因素的努力所致。”同时,商代一般场合一次卜用三骨。“‘三卜制’的确立,是与殷商王朝卜官建制相应的。”先生对于占卜制度的阐释使我们对于卜辞内容有了更深刻的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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